唐代的羌人，广泛分布于唐朝与吐蕃交界的陇右、剑南诸道，为两大政权竞相争取的对象。其中，剑南道北部地区分布有大量的羌人部落，他们多被以正州、羁縻府州等形式纳入唐朝的统治中，既是唐天子治下的臣民，亦是唐朝抵御吐蕃的屏障，但也经常成为王朝边境地区的不稳定因素，故唐朝不得不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治理。

关于唐朝对剑南道北部羌族聚居区的治理，学界已经积累了颇多研究成果。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对这一地区所设政区、羁縻府州的考察。史念海专门探讨过维州城的重要战略位置。郭声波详尽探讨了唐朝在该地区设置羁縻府州的情况及各羁縻州羌族的源流问题。陈乐保从军队构成角度探讨了羌蛮子弟在唐代西南经略中的作用。尤中、黄辛建等则主要探讨了唐朝在此地施行的民族政策。另外，在一些宏观探讨唐朝羁縻政策的研究成果中，亦有涉及这一区域的相关研究，但具体到剑南道北部羌族诸州，目前仍有一些细节问题尚待厘清。张九龄文集中保存的《敕柘静州首领书》《敕当息羌首领书》《敕当州别驾董惩运书》，属于珍贵的蕃书类王言，保存了开元年间玄宗派遣宦官王承训安抚剑南道北部当、悉、柘、静、维、翼六州羌人部落的相关信息，记载了唐朝治理该地区的很多细节。本文拟以这三篇蕃书王言为中心，结合其他传世文献，从王承训安抚诸羌州的背景、经过切入，探讨开元后期唐王朝如何管理这六个羌州，及这六州在唐蕃之争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以期由此探察唐朝民族政策与边疆政策之一斑。

王承训是活跃在唐玄宗年间的一位宦官。开元后期，唐朝支援蒙舍诏即后来的南诏完成了对六诏的统一，王承训即是唐朝方面推动此事的要员之一，后被吐蕃所俘，但仍心向大唐，直至安史之乱后的广德元年（763）仍与担任阆州刺史的弟弟通信，告知朝廷吐蕃的动向，其事迹在杜甫的《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中有提及。然王承训安抚剑南道北部诸羌州之事，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等史书中并未记载，幸而张九龄所作的三篇蕃书王言通过文集流传下来，得以大致勾勒此事的来龙去脉，兹分别引录如下。

《敕当州别驾董惩运书》：

敕当州别驾董惩运：省所奏王昱及严正诲表，具知所缘。卿父往在当州，连年纵酒，既加风疹，行事乖疏。董念封经使具论，王昱始奏停废，皆凭实状，不是冤诬。后自病亡，岂可怨诉？所言不直，欲信无凭。卿久袭冠带，复拘法式，宁不知此？犹且有词！至于卿身，合承刺史；比来未受，亦则有由。闻卿少年，未闲抚字，举州之众，交藉绥怀。若蕃部不安，岂虚此位？卿若能自励，从此改修，父亡子及，终不失旧。卿表云：部落据险，几许无知，亦虑恶人，因此扇诱，幸无他故，勿取破亡。今故令内使，往问部落及百姓等，此事虚实，还日具名状闻。比极暄，卿及部落百姓，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

《敕当息羌首领书》：

敕当、息、柘、静、维、翼诸州首领百姓等：前者令王承训往宣问，事止当州。比其却来，云诸州亦有所望。州县一也，恩岂不均？卿等祖父已来，为国守境，皆尽忠赤，防捍外蕃。朝廷嘉之，官赏相继。近者处置未当，又得卿表所论，朕皆依行，想皆遂愿。今闻吐蕃屯结，近在安戎。比来通和，未有深隙，计其不合为寇，未知何故起兵？卿彼临边，各须伺候，虑有侵轶，损我居人；若预图之，保无忧也。其董惩（运）、董嘉宗已有处分讫；其董念双、羌羌嘉弄等，亦即续有处分。必须严勒蕃部，豫备恶人，寇仇纵来，计无所得。我之深策，岂不在兹？卿等荣赏，勿忧不遂。今故令王承训重宣往意。比已热，首领百姓等，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

《敕柘静州首领书》：

敕柘、静等州部落：昨王承训去，缘当州百姓，有相煽动；故今宣旨，告示彼人。如卿柘、静等州，种落各异，本自宁帖，何复为言？比者，采访使处置，或未得所；朕既知之，已有处分。卿等祖父忠赤，输诚国家，既是子孙，久袭冠带，各守先业，足得坦然，何所忧虞，而云惊惧？宜各递相告语，勿使更然。夏中已热，首领百姓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

熊飞对三篇蕃书王言的时间进行了考证，认为均作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其说可从。根据文末祝语中的时令信息，言“比极暄”的《敕当州别驾董惩运书》最早，“暄”为形容暮春时节的用语，当在三四月间；言“比已热”的《敕当息羌首领书》和言“夏中已热”的《敕柘静州首领书》起草时间接近，在五月前后。

事情的起因是诸羌州的部分首领、百姓对当州刺史董某不满，《敕当州别驾董惩运书》是发给董某之子董惩运的，用语相对含蓄，实际董某的作为当比纵酒和行事不当更为恶劣。董念封经由使者将董某的恶行报告给王昱，董念封应为当地羌人头领之一，王昱则是时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剑南节度使，为唐朝统辖该地区的高级军政长官。从《敕当州别驾董惩运书》看，唐朝接收董念封诉求的除了王昱还有严正诲，其为与南诏一起攻打石和子的唐朝御史，他可能就是将董念封的报告传递给王昱的朝廷使者。王昱考察情况后给出的处理意见是“停废”，即免去董某的当州刺史职务。董某免职后不久病亡，其子当州别驾董惩运认为自己应该继承刺史的位置，对父亲之死亦有异词，于是上书申诉，同时当州本地的羌人部众出现扰动。玄宗因此派遣宦官王承训前往当州，意在向董惩运传达朝廷对其诉求的回复，同时了解当地情况，安抚羌人部众。此即王承训第一次安抚羌州的背景。

王承训还发现了其他情况，即“诸州亦有所望”。这里的诸州应即《敕当息羌首领书》中提到的悉、柘、静、维、翼五州，与当州一样都是羌人聚居区。这五州也向王承训提出了自己的诉求。从后两封蕃书看，他们的态度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对部分首领的不满，应即《敕当息羌首领书》中提到会“续有处分”的董念双、羌羌嘉弄等人；二是对朝廷所派采访使的不满，即“采访使处置，或未得所”；三是此前罢免当州刺史董某且未让其子董惩运承袭刺史职位的处置方法，引发了部分首领的不安，害怕朝廷会改变在这一区域的统治方式，这大概是他们“忧虞”“惊惧”的主因。王承训回京复命时，将他们的诉求转达给了玄宗。恰在此时，玄宗收到了剑南方面的军报，得知吐蕃军队在安戎城一带集结。自开元十八年（730）唐蕃议和后，双方一直处于相对和平状态，吐蕃突然在安戎城集结军队，这是绝对的异常事态。诸羌州首领百姓的急切诉求和吐蕃突然在边境集结，促成了王承训的第二次诸羌州之行，时间在开元二十三年（735）五月前后。他此行目的有二，一是“重宣往意”，安抚六州首领和百姓；二是进行动员，调动羌人保卫唐朝的积极性，以防边疆生变。

通过梳理这三篇蕃书王言的信息，可以看出唐朝在处理剑南道北部诸羌州的问题时，态度审慎，反应迅速。长安与当州相距两千余里，而王承训在短短三个月内两次奉命安抚该地区，朝廷的反应速度可谓极快。且王承训作为玄宗的亲信宦官，直接代表玄宗本人晓谕诸羌首领、百姓，传达皇帝的慰问和期望，这种代天巡狩的回应规格远高于由采访使或当地长官处理，足见唐朝对这一地区的重视。而将这三篇蕃书王言与其他文献资料相结合，则可以挖掘出唐朝治理这一区域的更多细节。

《敕当息羌首领书》中提到的当、悉、柘、静、维、翼六州均位于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在唐开元后期，这六州并非唐朝在边疆民族地区常设的羁縻府州，而是正州。那么，唐朝在这一区域采取的统治策略究竟如何呢？

唐朝针对当地地形复杂、羌人散布的特点，扶植羌族中有威望和实力的大族首领担任刺史和上佐，作为唐朝的代理人，控御该地区。樊文礼曾经比较唐朝南北方羁縻府州的不同特点，认为南方边疆地区的很多正州其实与羁縻府州区别并不明显，不少正州亦是“即其部落列置”，且以首领担任州县长官，虽为正州，实行的却是羁縻统治，与内地正州明显不同。而当、悉等六州即是这类正州的典型代表。这六州最初均是因羌人归附而设。当州是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以羌首领董和那蓬固守松州功，析松州之通轨县置，以地产当归名”；悉州由当州析置，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因当地羌人反叛曾一度寄治于当州城内；柘州为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开拓生羌地所设；静州由悉州分出，本为羁縻州南和州，武周天授二年（691）改名静州；维州情况较为复杂，最初于武德年间因白苟羌降附而设置，后因羌人叛离一度取消，贞观二年（628）又因为生羌首领董屈占归附而复设，为茂州下属的羁縻州，后因为羌人的叛服不定在羁縻州和正州之间转化；翼州亦为羌族聚居区，最初为北周武帝宇文邕讨伐蚕陵羌所置，唐朝时重置。

六州下属各县，亦多为开拓生羌地设置。唐初曾派遣汉人官员充当部分州的长官，如四川茂县点将台唐代佛教摩崖造像的题记中有贞观四年（630）翼州刺史李玄嗣的题名，从他和属下州司、各县官员姓氏看多是汉官，但其后唐朝很快改变了策略，在羌族聚居地设置州县，由本地羌人首领世袭刺史。玄宗年间见于记载的六州刺史多为羌酋，如《敕当州别驾董惩运书》中董惩运之父即是当州刺史，而唐朝方面亦承认“至于卿身，合承刺史”，认为按照惯例确实应由他继承刺史之位，可见由羌酋世袭刺史是唐朝在该地区的政策。董氏父子应即当州第一代刺史董和那蓬的后代或族人。《敕当州别驾董惩运书》的写作年代距离董和那蓬被任命为当州刺史已经过去了近90年，其间当州刺史很可能一直由羌人的董姓首领担任。天宝年间杨谭所作的《兵部奏剑南节度破西山贼露布》是一篇剑南唐军击败吐蕃军队的捷报，此时唐朝已改州为郡，这篇露布中保存了率军参战的几位郡太守的姓名、官号，分别为“都知西山子弟兵马副使左金吾卫大将军摄临翼郡（翼州）太守董郤麹、左羽林军大将军兼静郡（当为“静川郡”，静州）太守董元智、右羽林大将军兼蓬山郡（柘州）太守董怀恩、右骁卫将军兼归城郡（当作“归诚郡”，悉州）太守董思贤、江源郡（当州）太守董懿”。可见直到天宝年间，这片区域的州郡长官仍由羌族首领担任，且这几位太守多身兼十六卫系统的高级武官头衔，如董郤麹的左金吾卫大将军为正三品武官，董思贤的右骁卫将军为从三品武官，这同样是羁縻府州首领常见的特征。玄宗年间亦有汉族官员出任羌州刺史的，刻于开元十五年（727）的《理县朴头题记》即记载了一位官员焦淑，其头衔为“朝散大夫、检校维州刺史、上柱国”，但他出任维州刺史是因为“吐蕃贼侵境，并董敦义投蕃”。这位董敦义能“聚结逆徒数千骑”，应是当地有影响力的头领。在他叛唐投蕃的情况下，唐朝才将维州刺史的头衔收回，加于前往平叛的焦淑身上，可见汉人出任刺史应是一种异常状况下的临时处置。不止刺史，部分上佐亦多由羌人首领担任，董惩运即担任当州别驾，开元二十八年（740）帮助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夺取安戎城的维州别驾董承晏，很可能亦为羌族首领。综上所述，这六州虽名为正州，但唐朝实行的仍然是类似羁縻府州的管理模式，即州县设置于羌族聚居地，由当地部落首领世代担任刺史、上佐，享有较高的自治权。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兵部奏剑南节度破西山贼露布》中所录太守姓名，这一区域的州郡长官均为董氏羌酋，这就涉及唐朝的统治策略，即“以夷制夷”。剑南道北部地形复杂，羌族分散在一个个零散的地理区间，难以形成较大区域的部族或势力，这造成了羌族聚落规模小而数量多的特点。郭声波认为，川西北地区当时有冉駹、左封、白狗、紫祖等多支羌部。唐朝无法依靠单个代理人来控御这一区域内的羌族，故选择扶植有一定势力的董氏羌酋为各州刺史。从六州初设看，当州和维州的设立都是由于董姓首领率部投唐；而从《兵部奏剑南节度破西山贼露布》来看，尽管此地羌族部落颇多，但各州范围内都有董氏统率的部落，足见董氏是这一区域颇具实力且分布广泛的大姓。这些董姓首领或为同族，或只是认可同一祖先，他们之间应当是存在一定认同基础。故而唐朝选择在各州均扶植董氏首领充当刺史，作为唐朝的代理人管辖当地诸多羌人，如此可以形成跨州的利益共同体，结成坚固的网络，从而更好地应对来自其他羌部和吐蕃势力的冲击，扩大唐朝在此地的统治基础。在扶植董氏首领为各州长官的同时，唐朝对其他部族的诉求亦非无动于衷，而是给予高度重视，及时处理和回应，保障朝廷的政策、态度能及时传达，在维持董氏首领地位的同时，避免其他各部民怨沸腾。在王承训两次安抚羌州的过程中，唐朝收到的举报主要针对董惩运、董嘉宗、董念双、羌羌嘉弄，其中三人为董氏，可见这次羌人诸部的诉求很可能跟董氏与非董氏的冲突有关；从董惩运之父的不法行径由董念封举报来看，大概率还涉及董氏内部的矛盾。唐朝方面做出了不让董惩运承袭刺史的处罚，而且也承诺后续会及时对其他被举报的首领进行处理，算是给了各部一个交代。王承训在三月来到当地传达对董惩运的回复，得知“诸州亦有所望”，五月就再次带着玄宗对各部所求诸事的处理意见返回，态度不可谓不重视，处理速度不可谓不快。且诸部的诉求中，还含有对朝廷派出的采访使所作所为的不满，玄宗亦坦率承认派出的采访使处置失当，同时及时回复已按照诸部需求做出处理，可以说展现了相当良好的对话协商姿态。而且王承训所携的后两篇王言，宣谕范围分别为“当、息、柘、静、维、翼诸州首领百姓”和“柘、静等州部落”，这个传达范围表明唐朝力图将皇帝会关注各部百姓、解决他们诉求传递到每一位羌族百姓的心中。

除了给予当地首领高度的自主权，唐朝亦有实际行动强化对该地区的控制，即在要害之地派驻军队。据《通典》记载，唐朝在这一区域有常备军，其中临翼郡（翼州）500人，维川郡（维州）500人，蓬山郡（柘州）500人，江源郡（当州）500人，归诚郡（悉州）400人。《通典》这段记载大致反映了开元后期剑南节度麾下的军事布置情况。这些军队应该是汉人为主的唐军，而非以当地羌人设置的军额。证据是《兵部奏剑南节度破西山贼露布》中曾言翼、静、柘、悉、当五州的董姓太守与右骁卫大将军董仁罴、折冲董弄封率“八郡骁勇并蕃汉武士等7000人”参战，而《通典》所记剑南各羌州军额有维州而无静州，且即使加上邻近的茂州、雅州，亦远不及所谓八郡7000人之数。此足见《通典》中所记兵额并非为诸羌州刺史所率羌兵而设。江源郡条言当州这支军队是“贞观二十一年裴行方置”。裴行方曾经担任过名将薛万彻的副将，则贞观二十一年（647）设置在当州的这支部队应是以汉人为主的唐军。前文已述，当州亦设立于贞观二十一年，可见唐朝在设置当州、任命羌族首领董和那蓬为刺史的同时，即在这里驻扎军队。提及有驻军的悉、维、柘、翼四州应该也是这种情况，以羌酋世袭刺史的同时有唐军驻守。由董氏首领主导的州，和由节度使直接控制、对朝廷负责的驻军，在州内形成了两套并行的权力系统，这与安西四镇由原各王国王族主导的羁縻都督府和唐朝四镇守军并行的体制实质上是相似的。只是各州羌部人口分散，六州均为下州，开元中户数为几百至千余不等，无法与西域南道上盛极一时的龟兹、疏勒、于阗相比；而几百的唐人驻军，也无法与各镇七八千人的驻军相比。在这种结构下，诸羌州虽然以董姓首领世袭刺史、上佐，拥有很高的自治权，但驻军维持了朝廷在此地的军事威慑力，可以有效预防各部背唐投蕃的情况。

除了类似羁縻的管理模式和驻军的军事举措外，唐朝还注重引导诸羌州首领、百姓建立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这点在王承训所带三封蕃书中清晰地体现出来。在《敕当息羌首领书》中，以玄宗口吻称赞“卿等祖父已来，为国守境，皆尽忠赤，防捍外蕃。朝廷嘉之，官赏相继”；《敕柘静州首领书》中亦言“卿等祖父忠赤，输诚国家”，就是在嘉奖诸部对唐朝的忠诚。事实上，单一维州，其境内羌族在历史上就曾数次投靠吐蕃，绝对称不上“祖父以来”“皆尽忠赤”。蕃书以玄宗口吻做出如此不符合事实的评价，意在强调羌族诸部始终是唐朝的一分子，是为唐朝忠实守卫边疆的英雄的后人，从他们祖先到他们所立的功劳，朝廷和皇帝从未忘记。这些蕃书都是正式的文告，需要向各部首领、百姓传达，唐朝希望用这种政治宣传，强化诸部羌人对唐朝的政治认同感。《敕当息羌首领书》和《敕当州别驾董惩运书》中，都称诸州首领百姓“久袭冠带”，“冠带”是华夏传统服饰，“久袭冠带”表明诸羌州早已认同华夏文化。将这样的内容写入正式文告中，以官方宣告的形式，构建羌族与中原之间的文化认同感，从而消弭因生活习俗不同而产生的隔阂。蕃书王言是唐朝与边疆民众沟通的重要方式，但并非唯一方式，唐朝必然还有其他方式引导羌族首领、百姓感知自己唐朝子民的身份，认同华夏文化。

综上所述，虽然这六大羌州地形复杂且人口分散，但唐朝仍在此实行了有效的治理策略。政治上提拔董氏羌酋为世袭刺史、上佐，利用董氏间的认同基础构筑统治网络，同时重视其他部族和民众的诉求，及时处理争端；军事上在部分地区派驻军队，增强唐朝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观念上引导羌族民众树立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增加对唐王朝的归属感。这些措施既体现了唐朝维护国家统一的信念，也展示了唐朝对当地首领、百姓的信任与包容。而唐朝之所以在这一区域实行如此精密的治理方式，对该地区事务给予高度重视，与唐朝期望诸羌州在唐蕃对抗中发挥作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