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收燕、代边郡时间考——基于对汉景帝治国方略的考察
但昌武
西汉对边郡的统辖与治理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关中边郡属汉廷，关东边郡属诸侯；后期，天下边郡皆属汉廷。而转变的历史节点，一般认为是汉景帝在平定“吴楚之乱”后收天下诸侯支郡之事(关东边郡入汉就是这项政策的重要内容)。至于具体时间，目前学界多认为在景帝三年(前154)。然而，汉景帝时期的治国方略并非如此简单，其中诸多问题有深入剖析的必要。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叙述了西汉文、景、武三朝诸侯国疆域的变迁过程：
天子观于上古，然后加惠，使诸侯得推恩分子弟国邑，故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为王，王子支庶为侯，百有余焉。吴楚时，前后诸侯或以适削地，是以燕、代无北边郡，吴、淮南、长沙无南边郡，齐、赵、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纳于汉。
其中提到，吴楚之乱前后，不少诸侯因过错而被罚削地。“是以燕、代无北边郡，吴、淮南、长沙无南边郡”一句，《史记集解》引如淳注曰：“长沙之南更置郡，燕代以北更置缘边郡，其所有饶利兵马器械，三国皆失之也。”《史记正义》：“景帝时，汉境北至燕、代，燕、代之北未列为郡。吴、长沙之国，南至岭南；岭南、越未平，亦无南边郡。”周振鹤案：“这句话的意思本来很清楚，即燕、代、吴、淮南、长沙五国原来都有边郡，于吴楚叛乱前后，这些边郡全都收归中央，但《正义》《集解》所引解释，皆不得要领。”相较而言，周振鹤之说更为得当。
实际上清代部分学者对此已有相应的论述，只是未能点明。如全祖望在《汉书地理志稽疑》中叙述关东各边郡沿革时，有“景帝后以边郡收”之言。王国维《汉郡考》总结和发展了全氏之说，将收边郡之事系于景帝三年(前154)，认为汉景帝在此年借平定七国之余威，收天下诸侯支郡，燕、代边郡亦在收削名单之中。这可被视为“吴楚时……咸纳于汉”的详注。所以，周振鹤的说法是对清代以来学者观点的继承和发扬，而这也成为目前学界的主流看法。
《汉书·诸侯王表》有相应的记载：
故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自此以来，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皇子始立者，大国不过十余城。长沙、燕、代虽有旧名，皆亡南北边矣。
班氏将西汉治国方略精炼为“分国”“削地”“推恩”三个阶段。然而《汉书·诸侯王表》的记载与《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并不完全相同，《汉书·诸侯王表》称景帝削吴、楚，未及他国。这可能是一种文学修辞，景帝时期因罪削地的诸侯不止此二国，但文中完全没有提到燕、代。与此同时，《汉书·诸侯王表》还将长沙、燕、代“亡南北边”的内容置于文末，作为总结，表明与“吴楚之乱”并无直接关联。
其实，《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对西汉治国方略的叙述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展开的，也没有将文、景、武三帝的政策分开描述，文意模糊，颇易令人误解。“天子观于上古，然后加惠，使诸侯得推恩分子弟国邑，故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为王，王子支庶为侯，百有余焉”，显然这里是将文帝“众建诸侯”，景帝使“梁分为五”和武帝行“推恩令”等措施混在一起叙述。
吴楚之乱前后，诸侯因过削地，燕、代二国失去了北边郡，吴、淮南、长沙三国失去了南边郡，齐、赵、梁、楚等国的支郡、名山陂海皆被纳入朝廷。然而，诸国之边郡、支郡、名山陂海并不都是在“吴楚之乱”前后被收归汉廷的。梁国直到景帝中六年(前144)才被分为梁、济川、济阴、山阳、济东等五国。其中新封的梁国延续到西汉末，济川国在武帝建元三年(前138)除为汉郡，济阴国在景帝后元年(前143)除，山阳国在武帝建元五年(前136)除，济东国在武帝元鼎六年(前111)除。因此，直到武帝时期梁国才能被称为“支郡名山陂海咸纳于汉”。而《史记·封禅书》载，元狩元年(前122)，天降祥瑞，“获一角兽”：
于是济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乃上书献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县偿之。常山王有罪，迁，天子封其弟于真定，以续先王祀，而以常山为郡，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邦。
赵之北岳恒山与齐之东岳泰山归入天子之邦，应当就与所谓的“名山陂海咸纳于汉”相关。但此二事分别发生在武帝元鼎四年(前113)与元狩元年(前122)，而非“吴楚之乱”前后。
“吴楚时，前后诸侯或以适削地”和“是以燕、代无北边郡……咸纳于汉”两句的意思并不能简单地直接关联。后句是在总结前文提到的各项政策(包括吴楚之乱前后的削地)所带来的结果，与后面“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上足以奉贡职，下足以供养祭祀，以蕃辅京师……”一句的关系更近，其描述的也更可能是武帝时期。
因此，《汉书》的相关内容并不支持旧说，《史记》的记载也颇不明确，燕、代二国边郡未必是在吴楚之乱平后收归汉廷。
对基础史料的质疑，尚不足以否定旧说，还需要将汉收燕、代边郡的措施，置于汉景帝前期的治国方略和相关政治史事中，进行全面考察和细致辨析。
汉景帝即位后，收紧对诸侯王国的管控，并采纳了御史大夫晁错提出的“削藩”之策。然而，景帝之削藩绝不是对诸侯王进行无差别的全面打击。
首先，诸侯有罪才会受罚，削地有明确的法律凭据。前引《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即称，吴楚前后，诸侯因过削地。而据《史记·吴王濞列传》载，文帝之时，太子家令晁错“数从容言吴过可削”。景帝即位后，晁错迁为御史大夫，正式提出削藩策，首当其冲者，就是罪过重大的吴王刘濞：
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郄，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弗忍，因赐几杖，德至厚。当改过自新，乃益骄溢，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
吴国被削去鄣、会稽二郡。史书中载为“削吴之豫章郡、会稽郡”，但一般认为此处的“豫章郡”为“鄣郡”之讹。参见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37页。其后，晁错又提议削楚东海郡，削赵河间郡，削胶西王六县，原因分别是“楚王戊往年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前二年赵王有罪”“胶西王卬以卖爵有奸”。从削藩政策的具体执行内容来看，被削诸王都是有罪之身，且依据其罪行大小，分别有削二郡、削一郡和削数县等不同级别的惩罚。可见“削藩”是依法而行的，绝非毫无缘由地将诸侯王的支郡全部收归中央，只是相比于文帝时期，景帝执法更为严格。史书中并无燕、代二王的犯罪记载，汉景帝在此时尽削其边郡的说法实难成立。
其次，景帝所削多为血缘关系较疏远的诸侯，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晁错在陈述削藩策时，将齐、楚、吴三王作为主要的攻击对象，而且特别提到他们血脉疏远，却半有天下：“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余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余城，兄子濞王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可见，血缘亲疏关系在汉景帝的“削藩”政策中是重要的考虑因素，而后来所罚削之楚、吴、赵、胶西四王也确实与景帝血缘较远。
“以亲制疏”是西汉前期制衡关东诸侯维护中央权威的重要政策。刘邦以同姓王取代异姓王，吕后残灭刘氏诸侯而大封吕氏、少帝之兄弟及鲁元公主后人为王，都是重要的表现。在文帝朝，贾谊对当时“以亲制疏”政策有具体的阐述：“陛下所以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阳、代二国耳。代北边匈奴，与强敌为邻，能自完则足矣。而淮阳之比大诸侯，厪如黑子之著面，适足以饵大国耳，不足以有所禁御。”当时汉文帝皇子较少，除了太子刘启外，只有淮阳王刘武和代王刘参。但代国处于备胡前线，仅能自保，而淮阳国的实力也较弱，皆不足以制衡血脉疏远的诸侯。贾谊又就“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的时局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臣之愚计，愿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阳。梁起于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阳包陈以南揵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扞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亡山东之忧矣，此二世之利也。
《汉书·贾谊传》云：“文帝于是从谊计，乃徙淮阳王武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得大县四十余城。”说明文帝将其子封于淮阳、梁等要害之郡、膏腴之地，同样是希望本系诸侯能藩屏中央。
而到了景帝时期，血缘亲疏之别在治国方略中体现得为更明显。一方面，景帝极力拉拢亲弟梁王，甚至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而梁王在平定“吴楚之乱”中的确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史载：“吴楚破，而梁所杀虏略与汉中分。”另一方面，景帝在削藩的同时，又尽封诸皇子为王。景帝二年(前155)封其亲子为河间、临江、淮阳、汝南、广川、长沙等六王。“吴楚之乱”后，趁机徙淮阳王为鲁王，徙汝南王为江都王，徙广川王为赵王，以镇故楚、吴、赵之地，又封其余皇子为胶西、中山、胶东、临江、广川等五王。由此可见，景帝“削藩”不仅是一次中央集权的努力，也是“以亲制疏”策略的延续。
而据《史记·梁孝王世家》记载，景帝前期的代王刘登本为文帝之孙，景帝刘启的亲侄，与梁王一样，同属于皇室近亲的诸侯。前文贾谊提到“陛下所以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阳、代二国耳”，即此。吴王刘濞起兵造反时，曾派使者广发书信给天下诸侯和周边部族，以联络和团结一切可能存在的盟友，但代、梁二王不在名单中。同时吴王刘濞在书信里还明确提出，令燕王引导匈奴军队北定代国和云中郡。这也说明当时代国仍然临边，未被削去边郡。可见，代王与梁王相同，当时都属景帝阵营。在“以亲制疏”的政策下，景帝不太可能削代国边郡。
最后，“吴楚之乱”平定后，景帝的治国方略也出现了较大的转变。因为叛国已败，关东诸侯再也无力与汉中央抗衡，稳固战果和安定人心才是当务之急。所以景帝在惩处乱众的同时，对不参与叛乱的一些王国加以褒奖，对虽有叛举而未成祸者宽大处理。例如淮南三王，在“七国之乱”中，“衡山王坚守无二心”，汉景帝“以为贞信”，徙至富庶的齐地，为济北王，并且死后“赐谥为贞王”，作为褒奖；淮南王意欲参与叛乱，但被淮南相骗去兵权，未能成功，因此不作惩罚；而庐江王数与越人往来，意图不轨，但仍由江南迁至江北，徙为衡山王。
甚至对吴、楚二王——此次叛乱的祸首和主力，景帝依然打算“以德侯子续吴，以元王子礼续楚”，为他们立后。窦太后强烈反对册立新吴王：“吴王，老人也，宜为宗室顺善。今乃首率七国，纷乱天下，奈何续其后！”但汉廷仍然“拜礼为楚王，奉元王宗庙”。可见，战后汉景帝的“削藩”政策反而有所放宽，此时削燕、代边郡更不合常理。
除此之外，史书中还有直接否定旧说的证据。《史记·荆燕世家》载有燕王刘定国之事：
至孙定国，与父康王姬奸，生子男一人。夺弟妻为姬。与子女三人奸。定国有所欲诛杀臣肥如令郢人，郢人等告定国，定国使谒者以他法劾捕格杀郢人以灭口。至元朔元年，郢人昆弟复上书具言定国阴事，以此发觉……定国自杀，国除为郡。
燕王定国即位于景帝五年(前152)，薨于武帝元朔元年(前128)。此王在位的时间皆在“吴楚之乱”以后。文中称：“定国有所欲诛杀臣肥如令郢人”，《史记集解》引如淳注曰：“定国自欲有所杀余臣，肥如令郢人以告之。”《史记索隐》按：“如淳意以肥如亦臣名，令郢人以告定国也。小颜以为定国欲有所诛杀余臣，而肥如令郢人乃告定国也。然按地理志，肥如在辽西也。”大意即燕王定国想要诛杀他的臣子肥如县县令郢人，郢人等人告定国，于是燕王派谒者依据相关法律起诉、捕拿并诛杀了他。
肥如县在辽西郡中，《汉书·地理志》“辽西郡”条载：“肥如，玄水东入濡水。濡水南入海阳。又有卢水，南入玄。莽曰肥而。”《水经注》“濡水”条载：
《魏氏土地记》曰：肥如城西十里，有濡水，南流迳孤竹城西，左合玄水，世谓之小濡水，非也。水出肥如县东北玄溪，西南流迳其县东，东屈，南转，西回，迳肥如县故城南。俗又谓之肥如水，非也……西南流右会卢水，水出县东北沮溪，南流，谓之大沮水。
两处史料相对应，说明从汉至南北朝时期，肥如县的位置并无太多变化，在玄水与卢水交汇之处，海阳县的北方。
从引文可知，肥如县县令为燕王之臣，而且燕王可以派遣谒者以正常的法律程序诛杀此县县令，可以推知，当时的肥如县及其上属的辽西郡依然隶属燕国。而辽西郡和当时的燕内史之间隔有右北平和渔阳郡，燕国要辖有辽西，也当领有此二郡。而在这种政区形势下，悬于海外的辽东郡此时也不太可能直属汉廷。可见，即位于“吴楚之乱”以后的燕王刘定国并未被削去边郡，可否定了旧说。
据史书记载，汉武帝时期燕、代二国政区皆出现了重大调整。如上文所示，武帝元朔元年(前128)，燕王定国有罪，国除为郡；元鼎三年(前114)，“汉广关，以常山为限，而徙代王王清河”，代国除为汉郡。但二国边郡被汉廷收夺应该不会晚至于此。
据《汉书·韩安国传》载，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夏，汉廷谋划马邑之围，王恢进言：
臣闻全代之时，北有强胡之敌，内连中国之兵，然尚得养老长幼，种树以时，仓廪常实，匈奴不轻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内为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边守塞，转粟挽输，以为之备，然匈奴侵盗不已者，无它，以不恐之故耳。
王恢提到，过去代国疆域完整时尚能内保民众安居，外使匈奴不敢轻易入侵，如今武帝调集天下人力、物力备边，匈奴反而侵袭不止。“全代”一句，服虔注：“代未分之时也。”李奇注：“六国之时全代为一国，尚能以击匈奴，况今加以汉之大乎。”李奇显然误解其意，六国时期代地原属赵，建立政权的历史只有秦灭赵后赵王子嘉逃至代地称王一事。此代国实力弱小，面对席卷天下的强秦，不得不与燕国合兵，自保于燕国的上谷郡，而且存在的时间只有六年。文中“内连中国之兵”“匈奴不轻侵”的内容与之完全不合。因此，“全代”所指的不可能是战国时期的代国，而只能是西汉前期的代国。不过高帝之时，代地常为匈奴所破，所引发的韩王信、陈豨等人的叛乱也绵延了数年之久，直到高帝十一年(前196)封刘恒为代王才完全建立起稳定的统治。从“匈奴不轻侵”来看，“全代”应该是指高帝十一年(前196)后辖有北部边郡的代国。
服虔指出，“全代之时”说的是代国之疆域未分的时候。此论得之。将疆域完整而未被分割的状态称为“全”的用法在史书中并不稀见。例如《史记·货殖列传》：“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僄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文中“全晋之时”即指晋国尚未被韩、赵、魏三家所分之时。《汉书·严助传》载，建元六年(前135)，淮南王刘安上书天子称：“淮南全国之时，多为边吏。”所谓“淮南全国之时”，颜师古注：“全国谓未分为三之时也。”高帝时期，淮南国原辖九江、衡山、庐江、豫章四郡，后二郡与越族相接，为边郡，自然多边吏。这就是“淮南全国之时，多为边吏”一句所描述的历史面貌。但在文帝十六年(前164)淮南故地被一分为三，新的淮南国只辖九江一郡，景帝四年(前153)，庐江、豫章又被收入汉廷。因此建元六年(前135)的淮南国不辖有边郡，刘安是在追述原淮南国未分之前的历史。这里“淮南全国之时”与王恢所谓的“全代之时”用语类似。
在王恢的叙述中，匈奴内侵有两个不同的时期：一是“全代之时”，二是“今以陛下之威，海内为一”。王恢追述“全代”本就说明故代国的疆土在此时已经被拆分为多个部分，即指雁门、代郡已改属汉廷而代国只辖太原郡。后文称：“又遣子弟乘边守塞，转粟挽输，以为之备。”之前北边雁门、代郡的备胡任务由代国承担，但如今二郡入汉，需要天子亲自派汉军戍守。总之，细究王恢所言，在元光二年(前133)之时，代国北部的雁门、代二郡已经属汉了。
又，《汉书·武帝纪》载，武帝在诛燕王而废其国为郡之前，元朔元年（前128）曾新置了苍海郡，元朔三年罢。关于苍海郡的位置，《史记·平准书》载：“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汉书·食货志》载：“彭吴穿秽貊、朝鲜，置沧海郡。”《后汉书·东夷传》载：“元朔元年，濊君南闾等畔右渠，率二十八万口诣辽东内属，武帝以其地为苍海郡，数年乃罢。”苍海郡大致在辽东郡以东的朝鲜、秽貊等族之地。这表明，在燕国未废之前，其北部边郡已经入汉了，否则汉廷如何跨过燕国统治和管理远悬在东夷的苍海郡？
据史书记载，元光六年(前129)匈奴进犯边地，汉廷派遣将军韩安国屯渔阳郡，“胡又入败渔阳太守军千余人，围汉将军安国，安国时千余骑亦且尽，会燕救至，匈奴乃去。”《史记·韩长孺列传》载：
卫尉安国为材官将军，屯于渔阳。安国捕生虏，言匈奴远去。即上书言方田作时，请且罢军屯。罢军屯月余，匈奴大入上谷、渔阳。安国壁乃有七百余人，出与战，不胜，复入壁。匈奴虏略千余人及畜产而去。
屯守渔阳郡的汉将军韩安国被匈奴所围，幸赖燕国军队的救助才得以脱困。这里的叙述明显将渔阳郡与燕国并列，渔阳郡的军政事务，比如“军屯”“田作”以及与胡作战等事项都是由汉将军和汉廷来决定和承担的，燕国只是作为匈奴侵略渔阳郡时的后方救援力量，这表明渔阳郡已经脱离了燕国的管辖。
《汉书·武帝纪》载：“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学界一般认为，汉代孝廉岁举制度由此正式形成。诏令中要求每个郡国举荐孝廉各一人，其中就隐含着当时的汉郡和王国可能处于地位、体量大致相当的状态。因为如果代国辖有代内史、雁门、代郡，燕国辖有燕内史和北方五郡，二者体量都太大，不太可能等同于汉郡，每年只举孝廉各一人。综合上述史料记载，在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之前，燕、代二国边郡应该已经入汉了，当时二国皆只辖有一郡之地。
燕、代边郡入汉的具体时间或可从史书对匈奴进军的记载中窥见一二。陈苏镇指出，西汉前期，汉廷与诸侯势同敌国，“汉朝对王国的内部事务必然干预甚少，因而也知之甚少。于是我们看到，史家根据汉廷档案等材料记录下来的汉初王国史事，涉及其建国和谋反过程时都相当详细，而有关建国后至谋反前的内容却十分简略”。
此说颇有见地，史书(尤其是帝纪部分)对匈奴进军的相关记载也印证了这一点。汉初，北边未安，刘邦常亲自或派汉军将领与匈奴作战，直到其晚年，燕、代二国的统治才基本稳定下来。此后，正史中有关匈奴袭扰的记载绝大部分都与汉直辖边郡相关，偶有涉及燕、代二地的，也多只载其国名而不载其具体郡名。如《汉书·匈奴传》载：
军臣单于立岁余，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于是汉使三将军军屯北地，代屯句注，赵屯飞狐口，缘边亦各坚守以备胡寇。又置三将军，军长安西细柳、渭北棘门、霸上以备胡。胡骑入代句注边，烽火通于甘泉、长安。
《汉书·文帝纪》亦载此事：“六年冬，匈奴三万骑入上郡，三万骑入云中。以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屯飞狐，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屯句注。”此次匈奴袭扰的规模很大，战线颇长，对汉朝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文帝在备守汉边郡的同时，也派汉军支援代、赵二国，分别屯于句注与飞狐口。由此匈奴侵代的历史才见于史书，但其袭扰代地的具体边郡名依然没有被记载下来。
这种记叙方式延续到了景帝中二年(前148)，《汉书·景帝纪》载：“匈奴入燕。”如果燕国边郡皆已属汉，匈奴应该先袭扰汉边郡，然后才能进入燕国。这说明燕国边郡此时仍不属汉廷，史书也继续采用这种记录方式。不过到了景帝中六年(前144)，这一记叙内容就出现了变化：“六月，匈奴入雁门，至武泉。”雁门郡原属代国，但这里不载“匈奴入代”而称“入雁门”，暗示着雁门已经改属汉廷。《汉书·景帝纪》又载，后二年(前142)，“春，匈奴入雁门”。武帝时期，汉匈战争全面爆发，匈奴入燕、代二地某边郡的记载就较为普遍了，例如《汉书·武帝纪》载，“(元光六年)匈奴入上谷，杀略吏民”，“(元朔二年)匈奴入上谷、渔阳，杀略吏民千余人”。
这种记述方式的差异说明，燕、代两国边郡可能是在景帝中二年(前148)至中六年(前144)之间纳入汉廷管辖的，而这数年间正是汉景帝治国方略出现重大调整的时期。
李开元指出，平定“吴楚之乱”后，由于梁王公然刺杀朝廷重臣袁盎，使得景帝“以亲制疏”的治国方略发生了严重的动摇。《史记·梁孝王世家》详细记载了景帝与梁王因此事而产生的猜忌和矛盾：
于是天子意梁王，逐贼，果梁使之。乃遣使冠盖相望于道，覆按梁，捕公孙诡、羊胜。公孙诡、羊胜匿王后宫。使者责二千石急，梁相轩丘豹及内史韩安国进谏王，王乃令胜、诡皆自杀，出之。上由此怨望于梁王。
前文提到，亲近梁王是汉景帝即位之初“以亲制疏”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在平定“吴楚之乱”的战争中梁王也获得了丰厚回报。乱平之后，王国对中央的威胁不再，此政策的重要性由此大打折扣。梁王是当时实力最为强大的诸侯，且由于其功劳卓著，又是窦太后的爱子，一度成为储君之位的有力竞争者，威胁到了皇权的稳固与继承。因此，梁王的权势与骄纵反而成为最大的诸侯问题，他刺杀袁盎只是这一问题的表现，不过也确实是景帝朝治国方略变化的重要时间点。
两年后，也就是中二年（前148），景帝便着手从制度上加强了对王国的控制和打压。据《汉书·景帝纪》载，中二年，景帝颁布了与诸侯王丧葬及立嗣相关的律令，掌控了诸侯的立嗣权，中三年(前147)，“罢诸侯御史大夫官”，中五年(前145)，“更名诸侯丞相为相”。《汉书·百官公卿表》对此次官制改革有更详细的记载：
诸侯王，高帝初置，金玺盩绶，掌治其国。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
《史记·五宗世家》亦载：“自吴楚反后，五宗王世，汉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银印。诸侯独得食租税，夺之权。”汉景帝一方面“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基本将诸侯王的行政权和官吏任免权收回中央；另一方面，裁抑王国官员，不仅整体上压缩了王国官僚体系的规模，还降低了王国职官的地位，例如其诸官之首的丞相，就降为“相”，所佩印也由金印改为银印。
与此同时，汉景帝还更改了部分汉中央和地方的官职名称。《史记·孝景本纪》记载,六年：
更命廷尉为大理，将作少府为将作大匠，主爵中尉为都尉，长信詹事为长信少府，将行为大长秋，大行为行人，奉常为太常，典客为大行，治粟内史为大农。以大内为二千石，置左右内官，属大内。
大庭脩称，汉景帝将中央列卿集体更名的目的是“将过去与王国相同的汉王朝行政机构与王国区别开来”。此处所谓的区别，应该是以尊崇汉廷诸卿为目的。颜师古注“太常”一职称：“故曰奉常也。后改曰太常，尊大之义也。”汉景帝多将汉廷诸官名冠以“大（太）”字，尊崇的目的较为明显。
不过“主爵中尉”“大行”和“典客”的变更较为特殊。首先，汉景帝将“主爵中尉”更名为“主爵都尉”。《汉书·百官公卿表》亦载：“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从“中尉”更为“都尉”，其实是降级。马孟龙指出，这是因为景帝中元年间侯国独立的行政权被剥夺，政治地位下降，负责侯国事务的主爵中尉也随之降级。
据孙梓辛研究，汉初“大行”是“典客”的属官，此官职原是“负责依据诸侯、宾客的爵命等级来安排相应的朝觐与接待礼仪”，体现了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君臣关系。而典客，是掌管诸侯、归义蛮夷事务的职官，但其“客”字本义为“外来者”，无法反映出天子与诸侯、周边部族之间的尊卑关系。因此，景帝将“典客”更为“大行”，是从名称上对诸侯地位的贬抑和对天子权威的重申。与此同时，“大行”原本只是“典客”的属官，地位低于后者，而“行人”在名称上也卑于“大行”。“典客—大行”降为“大行—行人”的举措和“主爵中尉”降为“主爵都尉”的例子相似，其官职名称的降级也透露了其管理对象诸侯政治地位的下降。
此外，汉景帝还通过更名提升了郡守、尉的地位。《汉书·景帝纪》载中二年：“秋七月，更郡守为太守，郡尉为都尉。”“太守”比“守”更显尊耀，“都尉”原是中央武官名，赐予郡之武官，使其在官称上高于之前。
除了官名上所显示的地位尊卑外，官员的禄秩变化也是景帝改革的重要内容。据阎步克研究，为了贬抑诸侯之官，汉景帝在此次王国官制变革中“调高中央二千石俸额，或压低王国二千石俸额”，从而形成了“中二千石”这一个新秩级。“中二千石”原义是汉廷的二千石，但景帝将其调整为一个更高级别的秩级，使诸侯国之二千石官无法与之并列。由此，汉廷诸卿与诸侯列卿的地位升降变化不仅体现在名称上，也进入了秩级层面。
实际上，早在文帝时期，贾谊便提出了改官名的建议。《汉书·贾谊传》载：“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谦让未皇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汉初天子之官与诸侯之官几乎相同，无法体现出君臣的尊卑。贾谊《新语》称：“天子之相，号为丞相，黄金之印；诸侯之相，号为丞相，黄金之印，而尊无异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诸侯列卿秩二千石，则臣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今臣既同，则法恶得不齐？”
贾谊的这一政策提议未被文帝积极采纳，但在景帝时期得到了初步实现。而汉廷诸卿和郡守、尉地位的相对上升，以及诸侯之官地位的相对下降，使得王国不再能实质性地与汉廷对等，只能与汉郡同列。前面也提到，《汉书·武帝纪》中“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的记载反映出当时汉郡与王国处于相似的地位，这种状况应该是从景帝时期延续而来的。在这种政治氛围下，王国辖有数郡的格局已不合时宜，燕、代边郡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改属汉廷的。
综上所述，燕、代二国边郡之所以在景帝中元年间被汉廷收走，这是景帝时期中央与诸侯政治关系，以及治国方略演变的后果。在平定“吴楚之乱”后，由于梁王的骄纵和对皇位的觊觎，触发了汉景帝对过去“以亲制疏”治国方略的反思，并从中二年(前148)开始，全面强化了对诸侯王的控制和打压。新的治国方略不再对血缘亲疏诸侯做区别对待，也不再以诸侯王的罪行和过错为凭据，而是务求对王国问题进行根本性的解决。与此同时，汉景帝通过官制改革提升了汉廷和郡的地位，又降低王国的政治级别，王国只能与郡的级别对等。在这种政治形势和政治氛围下，汉景帝强行收走燕、代边郡是合乎逻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