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清时期桂西土司地区城头组织的考察
孙剑伟
城头组织的最早记载出现于嘉靖前期。嘉靖五年（1526），提督两广军务都御史姚镆奉命会同巡按御史刘颖等讨伐田州府土知府岑猛。次年初,田州平定，姚镆向朝廷条陈善后事宜:
查得本府旧有城头，土人以村落所聚名之也。共六州，除附郭人民编为二甲，每甲八城头，共十六城头。在外六州，一曰兼州，二为上隆州，三为恩城州，四为武隆州，五为安徳州，六为旧田州，每州编为八甲，每甲共四城头。每甲编二大头目、二副头目，每人食二甲六城头，或三甲八城头，或食一甲半四城头，食租五百石，或四百石，或三百石不等，小头目止食一城头，或七八十石，或五六十石不等。共食租约一万石。
姚镆建议把田州改土归流，同时保留原有的城头组织，继续任用土目治理地方，名称上“以千百长易之，其原食租税各照旧分给”。据此记载，田州共有50甲，208个城头。唐晓涛认为，“每甲编二大头目、二副头目”之“甲”当作“州”，“否则与后面所述每人所食二甲不符”。从上下文来判断，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这段话的表述方式仍有难以理解之处。此外，这里的“小头目”所指不够明确，似乎并不包括在“二大头目、二副头目”的范围内。
田州改流工作并不顺利。嘉靖六年（1527）三月发生了田州土目卢苏和改流不久的思恩府土目王受领导的反叛事件，事态十分严峻。王守仁临危受命，力主招抚，平定了反叛活动。嘉靖七年（1528），王守仁上《处置平复地方以图久安疏》，主张设立流官知府，把田州土府降为土州：
臣等看得田州府城之外，西北一隅，地形平坦，堪以居民。议以其地降为田州，而于旧属四十八甲之内，割其八甲以属之，听以其土俗自治。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事吏目……使承岑氏之祀而隶之流官知府。
这里，王守仁提到田州“旧属四十八甲”，与姚镆记载的50甲稍有出入，应是没有计入姚镆提到的附郭人口。王还建议保全思恩、田州土目的利益，并分而治之。根据王守仁的建议，以田州40甲地分设19个土巡检司，以思恩府85个城头分设9个土巡检司。
综上所述，田州土司社会原有的行政组织结构中有“甲”和“城头”两级组织单位，而思恩府只有“城头”一级组织单位。元代在左江地区设有思明路、太平路，在右江地区设有田州路军民总管府、来安路军民总管府、镇安路，造成了大小土司相统辖的局面。明代改路为府，仍延续了这一局面。这种统辖关系在现实中则取决于彼此的实力对比。从姚镆的奏疏来看，田州土府“在外六州”显然已经不是名义上由其统领的小土司了，而是纳入了田州的直接管理当中，连每个州的行政组织单位名称、数量和头目设置都高度一致，显然是政治和社会整合的结果。这种情况是何时发生的呢？
岑氏土官入主田州的时间是元末明初。这个时候的右江河谷地带除了大大小小的土司，还有不少人群和土地处于土司的控制范围之外。从元末明初开始，田州岑氏就不断四出征战，扩张势力，甚至不惜骨肉相残。田州土府“在外六州”中，旧田州位于今田东县祥周镇一带，是唐宋时期羁縻田州所在地。旧田州可能在元末被岑伯颜占领。关于安德州，雷坚认为，“治所在今靖西县西北安德镇一带。唐属安南都护府，宋属邕州都督府，元属镇安路”。但今靖西县安德镇一带在明代和田州并不搭界，而是归顺州的势力范围，此说姑且存疑。据李昌宪研究，兼州（又称鹣州）为宋置羁縻州，位于今巴马县；武隆州（又作武龙州、武笼州）始见于宋乾德五年（967），位于今至百色市唐兴以东、阳墟以西地区。至元十五年（1278），兼州、武隆州与田州、上隆州、下隆州等降元。据黄诚沅《广西郡邑建置沿革表》，元降武隆州为武龙县，明代省入田州，嘉靖七年（1528）置武隆土巡检司，其地在百色城东130里百甲一带。因史料阙如，无法得知兼州和武隆州并入田州的具体过程，只能推测大概时间是在元末明初。
有关上隆州和恩城州的史料稍详。“上隆州，在田州城北八十里。宋隶横山寨，元属田州路。洪武初，以知县岑永通管州事。成化间，移置浔州武靖州。”上隆州被移置浔州府的原因是，时任知州岑铎“被伊祖母岑氏等奏其奸嫂、谋杀亲兄岑鉴，拏送广西按察使收监”。该案久未定谳，提督两广军务的韩雍奏请朝廷“宥其可疑之罪，令其复任上隆州知州职事，迁发断藤峡水路中间地名碧滩，开创衙门，筑立城堡居住，把截道路，控制本峡地方，将本州改隶浔州府。仍请敕都指挥岑瑛、知府岑镛将上隆州印信并本州原管土兵、男妇尽数发遣，交与岑铎收管”。由此可知，成化年间上隆州知州岑铎及“本州原管土兵、男妇”全部迁徙到了武靖州。上隆州的旧地应该是随即并入了田州。
恩城州，唐宋时期已有之。据万历《广西通志》记载，明代的恩城州土官岑氏与田州土官岑氏系同宗。弘治年间，恩城州土官岑钦曾兴兵攻夺田州府。“钦死，孙桂佩袭。弘治末，思恩府知府岑濬乱，攻田州，桂佩投于濬，被诛，印失，今无袭。”《明史》对岑钦事迹的记载稍详，岑钦父子于弘治五年（1492）被泗城土官家族的岑接所杀。“有司以恩城宜裁革，从之，州遂废。”关于恩城州何时被废，两处记载不同，未知孰是。无论如何，恩城州并入田州的时间距离岑猛被诛并不算太久，若从弘治末年（1505）算起，只有20多年。
思恩岑氏势力扩张之迅猛丝毫不亚于田州岑氏。“明洪武二十二年，田州府知府岑坚遣其子思恩州知州永昌贡方物……永乐初，改属布政司，时居民仅八百户。”岑永昌之子岑瑛继任后，因“善治兵，从征蛮寇，屡有功”而屡获升迁，思恩州也升格为思恩府。为了利用思恩府震慑和管理桂西地区不时进行反抗的地方群体，广西镇守官员奏请朝廷，将思恩府改为军民府，治所由靠近右江河谷的寨城山（今平果县旧城）远迁至桥利堡（今马山县乔利），又拨庆远府“宜山县莫往诸峒瑶僮”归思恩府管束。洪熙时期，又割武缘县“述昆、白山、凤化、古参、武颙诸里从恶之民，归属思恩。瑛乃设桥利那马等十三堡守之，控之，威行俗易，颇底有成”。
正如有学者言，“天顺之前，几乎每一任广西总兵官都帮助岑瑛东进以扩大地盘”。思恩土府势力扩张的矛头，竟指向田州和周边的流官州县。弘治十二年（1499），思恩土知府岑濬趁田州发生内乱，与田州土目黄骥达成分赃协议，岑濬出兵协助黄骥一派争夺田州土知府的位子，条件是“分其六甲地”。弘治十七年（1504），“（岑）濬略上林、武缘等县，死者不可胜计”。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刘颖、姚镆和王守仁等人在嘉靖初期所了解到的田州、思恩两土司的行政管理体系是田州、思恩岑氏土司自元末明初以降不断对外扩张，同时进行内部组织建设的结果。作为行政单位的“甲”在明代左右江流域的土司社会中都有存在，是桂西土司地区内生的行政组织，不同于流官地区的里甲和保甲组织。“城头”组织的存在以田州和思恩府为中心，其起源尚不清楚。城头组织是随着岑氏土司势力的扩张而逐渐在右江中游及周边地区铺开的。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的田州、思恩两个土司出了不少强势骄横的土目，但全是异姓，可以推测这一群体主要是依靠军功获得和保持个人地位的，是岑氏土司扩张背后的重要力量。
研究城头组织与赋役制度的关系，首先要弄清楚“城头”的性质。唐晓涛认为，“城头”即为“村”。这个看法存疑：第一，前引刘颖的奏疏明确指出“查得本所旧有城头，土人以村落所聚名之也”，“村落所聚”并不等同于村落，而是指超村落的行政组织。第二，从前引姚镆奏书所述“每州编为八甲，每甲共四城头”的编组方式来看，如此规整，显然具有超越自然村落范围的行政组织性质。《殿粤要纂》中有一条关键材料：“（思恩府）守城目兵三百名。议照九司所辖城头多寡为差，每城头守四日，依期出兵，官目亲领，赴府防守。”《殿粤要纂》编成于万历三十年（1602）。当时思恩府城由下属的九个土巡检司负责轮派“目兵”防守，“每个城头守四日”。按照“守城目兵三百名”计算，每个城头至少能提供300名土兵。假设每户抽丁一人，则意味着每个城头的人口大约在300户左右。这足以说明“城头”不是村落，而是跨村落的行政组织。
道光《白山司志》卷3“疆域”部分具体记载了该司所辖17个城头及256个村庄的名称。编纂者指出：“城头乃土人村落所聚之名，即州县之乡都也。”白山司各城头下辖村庄数量如下：上品城头领8村，下品城头领8村，上案城头领22村，下案城头领13村，上山心城头领16村，下山心城头领11村，那陇城头领11村，岜耀城头领11村，侵城头领13村，峒篆城头领13村，博学城头领26村，上旺城头领32村，上利城头领14村，下利城头领14村，那马城头领19村，思黎城头领19村，六陇城头领22村。
关于城头组织的运作及其与赋役制度的关系，明代史料未见详细记载，难做深入探讨。民国《都安县志稿》中保存的《黄祥告官文》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安定土司辖下土民控告土司衙门“加粮派伕”的一份诉状。这篇珍贵的历史文献详细记载了安定土司辖下城头的名称以及每个城头的土地、税粮数额和要承担的差徭。这里以“上段城头”为例：
上段城头，共田一百八十五（每折合四亩），官目历收去田七十七，尚存田一百零八。每年上纳钱粮银五十九两，土俸银九十五两外，并修整府城及大小伕马各项，均在内。兹于乾隆二十七年内，司主勒令民众出粮田三十，以作垦田，每秧种五吊，取银二钱，共取去银三十两，务期押领印照。
根据这份文书，可以得知安定土巡检司辖区内的城头设置和赋役摊派情况：一是当时的安定土司共设置10个城头。还有一些村庄没有编入城头，这些单列的村庄可能是官庄。二是城头内的纳税田地可以分为“粮田”和“垦田”两种，前者派征“钱粮银”和“土俸银”（土官的俸禄银），后者派征“垦银”。三是各城头普遍要承担“修整府城及大小伕马各项”差役，这种差役是有一定标准的，并且大多已经折现，只有个别城头需要土民亲身应役。
关于城头组织与赋役制度的关系，道光《白山司志》卷7“田赋”部分的记载更加详细。白山司每年需向思恩府缴纳的钱粮折银“四百二十一两九钱三分七厘零”。这些钱粮按照“每亩征银六分五厘”的标准均摊在全境“粮田六千五百二十三亩”之中。具体摊派方式是以城头为统计单位，按各村粮田多少进行分派，没有“粮田”的村子则不征收。这里以“上品城头”为例：
上品城头：那卷村，粮田四十四亩半,实征银二两九钱；那银村，粮田四十一亩半,实征银二两七钱；贯村，粮田四十四亩半,实征银二两九钱；伏渌村，粮田七十八亩半,实征银四两零四分。共征银十二两五钱。
白山土司的主要收入来自“年例地租银”“垦租”和官田租谷。“年例地租银”实际上包括“年例银”和“地租银”两部分，前者摊派至各城头，后者来自个别村庄（或许是“官庄”）。前引《黄祥告官文》云：“乾隆元年，白山安定司印务，奉府部文曰，各司土俸银五百四十两，永为定额。”《白山司志》所谓“年例银”可能是由“土俸银”演变而来，或者就是“土俸银”的另一种叫法。
土官的另一项重要收入来自“垦租”：
造田即垦田，十四万零八百九十五地,计一千四百零九亩，在丹良上段十城头,系土民开垦官地,其田硗瘠，收成歉薄。定例，每十年收垦租一次,每亩收银四钱五分,共收银六百三十四两零五分,缴司官公用。其一切钱粮、年例、夫役、差徭，皆与无涉。
这里的“垦租”是对各城头土民开垦土地征收的赋税，每十年征收一次，而且不用承担“钱粮、年例、夫役、差徭”。
有材料表明，城头组织的存在已经超出了土田州和思恩府的范围。光绪《百色厅志》卷5有如下记载：
上林土县：县治街墟户八十二，口三百七十八；目甲城头十一村，户七十九，口二百三十四；刀甲城头八村，户八十一，口二百一十八；罗甲城头八村，户七十七；口三百二十二；含甲城头九村，户五十六，口一百八十五。共户三百七十五，共口一千三百三十七。
上林土县毗邻田州，在明代曾隶属于田州土府，但并非田州土司的领地。上林土县在土司之间的争斗中常胁从于田州，其内部区划组织受到田州的影响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其城头组织建立于何时，尚不清楚。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上林土县“县治街墟”不编入城头，显示出“县治街墟”居民的特殊地位。第二，这里的“城头”和“甲”的名称连用且“甲”的名称在前，“甲”应该是原有的行政组织名称，而“城头”的名称是后来加上去的。第三，既然以城头为单位统计人口，也很可能以城头为单位摊派赋役。
民国《隆山县志》称：“白山、兴隆、古零三土司，司以下划为城头……满清及民国初年犹沿之，至民国四年并司设县，县以下划为五区，区下为团。”由此可知，随着白山、兴隆、古零三个土巡检司在1915年被合并为隆山县，原有的城头组织也被新的“团”组织所取代。民国《隆山县志》还保存了一条关于城头内部头目和职役设置情况的重要信息：
（土）巡检司以下每城头设设管（设管，疑当作“总管”——引者注，下同）一人，承巡检之命而管理其城头政务，设管目一人，亦名粮目，以佐□料，设管以下十家为牌，在（在，当作“有”）牌头，亦名甲长，十甲为保，有保长亦名保正，保享役田，负联保及供应服役之贵（贵，当作“责”），仍得子孙承□，满清及民纪初元，犹沿其制。
就这则材料来看，每个城头组织设两个土目，一人管事，一人管粮。此外还设有保甲长，负责治安和差徭等事宜。
从20世纪50年代的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来看，清代左江地区的安平、万承、下雷等土司在村屯里普遍设有名为“郎首（头）”的职役，负责税收和差徭等事项的落实。关于郎首（头）的任命方式，调查者以及后来的研究者并未留意。清道光七年（1827）白山司签发的一份“委牌”表明，白山司城头下属的村落也设置有类似的职役。这份委牌的正文内容如下：
世袭白山司军功州左堂并署旧城司加五级议叙纪录五次王为委用事。照得下利城头塘流村乡长现在以役需人充补，查得黄英人尚诚实、办事勤慎，堪以总用名色委用。为此牌给该役，即便遵照料理该村一切事件，征收钱粮公项，督催夫役。务宜矢勤矢慎，仰副本司委用之至意也。凛之遵之，须牌。
右牌给塘流村乡长黄英，准此。
这份“委牌”表明，白山司城头下属的村屯事务负责人并不是由直接管理城头事务的土目任命的，而是由白山司土官亲自任命的。
关于思恩岑氏势力扩张的过程，嘉靖《广西通志》有如下记载：
尔（岑）濬世受朝廷之恩，袭荫土官之职。洪武初年，即令尔先世岑永昌为知州，居民仅八百户。洪熙元年，乃增獞民七百户与之。宣德三年，又以上林、武缘谿洞獞民一百八十户益之。正统五年，升为府。十年，又增以八仙洞猺獞六百六十户。十二年，改为思恩军民府。其衙门自州而升为府，其土地自八百户增至二千三百四十户，其官职自五品而进四品，其世受朝廷之恩可谓深矣。
这段文字是弘治十八年（1505）两广总督都御史潘藩讨伐思恩军民府知府岑濬之时，广西布政使庞潘檄文的一部分。这里所谓的“獞民”“谿洞獞民”“猺獞”显然是指处于国家编户齐民之外，同时也处于土司控制范围之外的地方群体。由于言语不通、交通不便等原因，流官无法控制，所以交给土司治理，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这些人群显然不会乖乖服从土司统治，所以需要使用武力进行威慑，同时也需要把他们逐步纳入土司的基层行政组织中来。这里交给思恩州（府）治理的不仅仅是这些群体，也包括他们居住和活动的区域。明代《镇远侯顾公祠碑》云“（岑）瑛乃设桥利、那马等十三堡守之控之”，透漏出其中的关键。可以说，偏重于军事镇守功能的“堡”和侧重于行政管理功能的“城头”组织是土司能够不断将“边缘”群体纳入土司社会秩序的有效工具。
《殿粤要纂》一书，载有思恩府九巡检司的地图和图说，可资了解万历后期思恩府九司内部城头、村落分布以及兵防情况。现将各司“图说”部分摘录如下：
（兴隆）司辖一十六城头，兵民纳粮听调。无关隘险阻，亦无营堡、屯兵。有大厢瑶村，其民驯习，力耕火种。
（那马）司辖一十六城头，兵民纳粮听调。道里坦夷，无险塞关隘，无营堡，亦无瑶僮伶侗村寨。
（白山）司辖一十五城头，兵民纳粮听调。无险隘营堡，亦无瑶僮村寨。
（定罗）司辖一十二城头，兵民纳粮听调。惟将军山陇大、陇鸾、拢朋、陇曾、凉怀、凉开、凌谭、凌休八陇虽向化，然专种薯芋、绵麻以供衣食，不纳粮，亦不听调。
（旧城）司辖一十一城头，兵民纳粮听调。内虽有一二瑶僮皆力事耕种，无跳梁。
（下旺）司辖一十一城头，兵民纳粮听调。惟刁律隘在万山中，为四路喉咽。曩寨寇猖獗，悉由此隘出没，今已荡平安堵。
（安定）司辖六城头。兵民纳粮听调。东西二山并夷江峒瑶僮共二十一陇。西之快到、下包等共九陇，素称良瑶，奉法。东之苟佃、旺大等共十一陇，则驯悍相半。夷江峒负固倡乱，时出剽卤，尝选头目入峒防御抚谕，近亦耕守罔警。惟苟佃路通东兰州，林径蒙翳陡绝，往来多被其毒，则所当深虑也。
（都阳）司辖五城头，兵民纳粮听调。无险要关隘。瑶皆力耕火种，不为患。
（古零）司辖四城头，畸零十八村，兵民纳粮听调。内古罗、古寨等六村，向逞狂悍，近亦稍奉约束。惟云流、古劳诸村，居山谷中，恃险，时恣鼠窃，虽檄土司往谕，未见其革心也。
从以上摘录的文字内容可知，思恩府九司辖区内的人群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城头组织内的民众，需要“纳粮听调”；二是尚未纳入城头组织，但同样需要“纳粮听调”的民众，如古零司辖下的“畸零十八村”；三是“驯习”“向化”“奉法”，但不用“纳粮听调”的“良瑶”；四是“负固倡乱，时出剽卤”的“瑶僮伶侗”。这些人群的划分，显然主要不是族群意义上的分类，而是主要根据他们与官府的关系，这种关系重点体现在赋役的分配上做的分类。
下面通过表1将《殿粤要纂》中记载的思恩府九司城头数目与前述王阳明在嘉靖七年奏疏中提出的划分方案（下文简称“嘉靖七年方案”）中的各司城头数目做一对比。
对比发现，《殿粤要纂》“图说”部分共记载了96个城头，比嘉靖七年方案中的85个城头多出11个城头，兴隆司城头数目比嘉靖七年方案减少1个，白山司减少2个，下旺司增加10个，都阳司增加4个，其他五司城头数目不变。城头数目变化的主要原因应该在于各司管辖人口的增减。
通过《殿粤要纂》中登记的思恩府九司“额调兵”“戍省目兵”数目，可以大略窥知各司人口规模及其与城头数量的关系，如表2。
根据表2可知，思恩府九司所辖城头、“额调兵”、“戍省目兵”三者的数目相互成正相关关系。依理可以推断，各司城头数目与人口规模成正相关关系，而人口规模也决定了“额调兵”“戍省目兵”的数额。必须强调的是，这里所谓的“人口”指的是那些“纳粮听调”的兵民，他们主要来自城头组织。如此看来，都阳司和下旺司辖下城头数目的大幅增加，可以理解为“纳粮听调”人口的大幅增长。对比其他各司，很难相信都阳司和下旺司的这种人口增长主要来自自然繁衍，应该是“瑶僮伶侗”的身份转化。根据九司辖区内人群的分类情况来看，身份转化的一般过程大概是，“化外”的“瑶僮伶侗”逐渐转化为“良瑶”，“良瑶”逐渐转化为“民”。当“瑶僮伶侗”转化成为“民”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们终究会被编组到城头组织中。如果这些新转化而来的“民”人口不足以建立一个新的城头，或者村落过于分散，交通不便，难以统一管理时，就可能登记为“畸零村”。
《殿粤要纂》中关于思恩府九司辖下城头数目的记载，“图说”部分合计为96个，而地图中标示出来的却有105个。笔者认为，96个城头的数目应该是各司报备给上级衙门的，“纳粮听调”时就按这个城头数目提供贡赋和兵役；在辖区内具体摊派赋役时，则按照本司实际情况操作。其历史背景大概如下：一是个别城头人口增加明显，于是划分出一部分人口（在地理空间上则表现为自然村落）成立新的城头；二是“瑶僮伶侗”转化为“民”，人口达到一定数量时就建立新的城头。无论以何种方式建立新的城头，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赋役分配问题。为了均匀分配赋役（尤其是兵役），同时也为了提高管理效率，就有必要保持各城头的人口和田地规模不至相差过大。如果新成立的城头规模较小，或者城头田地较少，在分配赋役时就可能按照半个城头对待，这大概就是《殿粤要纂》中九司地图上标示出的一些城头名称中加上“半”字的原因。
理论上来讲，这些土司的辖区内的所有“瑶僮伶侗”，都是潜在的“民”，终究会被吸纳到城头组织当中去。这一过程，与土司的统治相始终。《殿粤要纂》中的“安定司图”标示出了安定司的全部6个城头名称：上段城头、中段城头、下段城头、接学城头、古隆城头、感塘城头。这些城头周围广泛分布着“猺”和“恶夷”。写成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的《黄祥告官文》，一一罗列了乾隆前期安定司辖下的全部10个城头名字，分别是：上段城头、接学城头、中段城头、感塘城头、上下古隆城头、三卢城头、畸城头、下段城头、六地城头、三陇城头。对比发现，《殿粤要纂》“安定司图”中标示的6个城头名称全部见于《黄祥告官文》，只是“古隆城头”变成了“上下古隆城头”。三卢城头、畸城头、六地城头、三陇城头应该是万历三十年（1602）至乾隆二十八年之间陆续建立的。透过“畸城头”的名称，可以看出这个城头是在“畸零村”的基础上建立的；“三陇城头”的名称则暗示出这个城头下的村子原来是“瑶”村，这从前引安定司图说中“东西二山并夷江峒瑶僮共二十一陇。西之快到、下包等共九陇，素称良瑶，奉法。东之苟佃、旺大等共十一陇，则驯悍相半”的记载可以确定。
对比《殿粤要纂》“白山司图”中标示的17个城头和道光《白山司志》中记载的白山司17个城头，可以发现，尽管经过了200多年，这些城头的名称变化并不大，一些小的差异可以用“土音”的演变和歧异来解释。比较引人注意的是，《殿粤要纂》中的“六安半城头”和《白山司志》中的“六陇城头”似乎并不存在名称上的沿用关系。“六安半城头”显然不是一个完整的城头组织，后来可能被取消了，所领村落划到了其他城头。而“六陇城头”应是白山司较晚设置的一个城头，和其他城头不存在名称上的延续关系。《白山司志》称：“司境分为二段，附司治为下段，领六城头；丹良为上段，领十城头。”白山司上段在今平果县西南部，下段在今马山县中北部，两地不相毗连。“六陇城头”是“外设”的城头，不在以上16个城头之内，所以被单列出来。
六陇城头由何而来呢？下面这段记载可以给出答案：
白山瑶人,散处于六陇、博学、上旺、那马、侵各城头,蓬头跣足,行路佩刀,亦有椎髻裹布巾者。妇人上斑衣,下摺裙,性情顽悍,勤于耕种,稻田甚少,多种瓜、豆、芋魁为粮……饮食秽恶,言语啾啁,土人亦不解。或居草蓬,或栖岩洞,散处无常。暇日持枪弩入山，猎取禽兽为食,此山无兽，则迁于别山。每岁以五月二十九日为除九,此日椎牛屠豕,以巨瓮承酒,男女杂沓,执木杓挹而饮之,欢呼唱歌,众山皆响，及至除夕、元旦,反漠然如常日。其邻近兴隆、那马、定罗三土司者,稍知年节。元旦以舂臼覆地,用木杵交击成声以为乐。余与土人略同,亦能作土语。近有与土人通婚姻者,盖犷悍之气亦渐革矣。
通过这段文字可知，直到清中晚期，白山司境内尚有大量瑶人分布。这些“瑶人”在装束、饮食、语言、节庆活动等方面具有显著异于“土人”的特征。“邻近兴隆、那马、定罗三土司”的“瑶人”受到“土人”的影响较大，“能作土语”，且“近有与土人通婚姻者”，显示出“瑶人”与“土人”在文化上逐渐融合的趋势。六陇城头辖下的村落，可能全部或大部为“瑶”村。由于“瑶人”的生产方式与经济结构与“土人”差别过大，无法按照同样的标准摊派赋役，这大概就是要把六陇城头单列出来的原因。当然，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瑶人”和“土人”之间的经济、文化差异也会逐渐缩小。
明代中期桂西地区较为强悍的田州和思恩府土司都维持着一套整齐的行政管理体系。田州土司的行政组织结构中有“甲”和“城头”两级组织单位，而思恩府只有“城头”一级组织单位。田州、思恩两土司的行政管理体系是田州、思恩岑氏土司自元末明初以降大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不断扩张，同时进行内部组织建设的结果。这种精心设计的行政管理体系非常有利于土官权力的集中和有效使用，既避免了土司领地被官族分割而支离破碎，也较为有效地避免了土目阶层的贵族化。这正是田州、思恩岑氏土司长期保持强大势力的根基。
城头组织的整齐划一与土司社会群体的多样化现象长期并存。城头组织与赋役制度的密切配合，使土司社会中的权力集团能够有效地攫取社会财富和劳役。土司政权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或许要比流官地区更严格、有效。土司辖区内的“边缘”群体不断地被吸纳到城头组织当中，不同地域和群体之间的经济、文化差异逐渐缩小，社会整合程度越来越高。
明代田州和思恩府的城头组织除了赋役征派的功能外，还具有突出的军事功能，是土司军事动员的基础。不过，城头本身并不是军事组织，而是行政管理组织，它的军事功能主要体现在提供兵源。历史文献中有提到“桥利、那马等十三堡”，这里的“堡”才是军事组织。城头与“堡”的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清代，城头组织的军事功能逐渐褪去，赋役征派功能更加突出，其运作方式越来越类似于流官地区的“里甲”。城头组织内的土民处境越来越接近于流官地区的编户齐民。从《黄祥告官文》中的“幕宾”及《白山司志》中的“书办”“皂隶”“班役”“总管”“粮目”“保甲”“保长”“甲长”等字眼中可以看出，清中期以后的土司衙门在幕宾、吏胥、衙役的配置以及基层管理机构的建设方面都越来越接近于流官地区，文书档案制度也建立起来。这些因素必然导致土官对土目的依赖程度日益减轻。明代的田州土目可以食租数百石，这在清代已经成为难以想象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