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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学人——方铁

作者:来源:中国边疆研究所发布时间:2021-08-03

  方铁,蒙古族,1949年生于昆明。1969年下乡插队,后到工厂工作。1978年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从事民族史、边疆史的教学与研究。父母均为教师,深受父母的影响,喜爱读书、教书与研究写作。在父亲方龄贵教授的教育与指导下,掌握历史学的知识与研究方法,从事教学、科研30余年,2009年办理退休手续,至今问学不辍。现为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四川大学等高校的客座教授,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先后任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副理事长、云南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国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元史学会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社会科学战线》《区域文化研究》《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西北民族论丛》的特邀编委。著有《西南通史》《方略与施治:历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边疆民族史探究》《边疆民族史新探》《方铁学术文选》《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发表各类学术文章近200篇,研究成果获国家及省部级奖励多项。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 

  

 

积沙成塔,跬步前行 

——方铁教授访谈录 

 

  尤佳:您研究民族史、边疆史数十年,可说是著作等身,桃李遍天下。大家都想知道您工作和治学的经历。 

  方铁1969年我在昆明师院附中读高一,同年下乡到瑞丽县弄岛乡插队,以后担任生产队的记工员。1971年招工至云南燃料二厂,分配在技术科管理产品的原材料消耗定额。经刻苦自学并虚心向师傅请教,逐渐参加重要产品的技术管理。我负责管理的军用导爆索因性能优异,在实战中深受参战官兵赞誉,获得国防部通令嘉奖。1975年入党。1977年恢复高考,因地处山沟消息闭塞,不知道高考恢复而错失机会。1978年我参加高考,以楚雄州文科总分第二名的好成绩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入学后连续4年被评为云南大学三好学生,1981年获云南省高校三好学生称号。1982年毕业留校,在马列主义教研室从事党史教学。1986年调到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从事民族史、边疆史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 

  1999年教育部建设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党委决定,以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为基础组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2000年,该研究中心被教育部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云、贵、桂三省高校仅此一所,学校任命我为基地主任。2015年10月学校进行机构调整,因基地建设条件改变,我辞去主任职务,仍继续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办理退休手续,仍继续从事科研并指导博士生。 

  尤佳:您的父亲云南师范大学方龄贵教授,是国内外知名的蒙元史泰斗。您继承父亲研究的事业并有所拓展,大家都说您有深厚的家学渊源,能否谈谈这一方面的情形? 

  方铁:父亲方龄贵教授,1918年出生于吉林省前郭旗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为摆脱贫困,祖父支持他外出读书。高中毕业后,他报考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历史系,本科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研究院,师从著名的元史专家姚从吾、邵循正两位教授,1946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因与母亲结婚留居昆明,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一年,1947年转入昆明师范学院(现云南师范大学),先后任历史系的副教授、教授,兼任过系主任与校图书馆馆长,以及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云南省史学会副会长及顾问、云南孔子研究会顾问等职。他在《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元朝秘史通检》《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通制条格校注》《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并考释》《元史丛考》6部著作,在学术界有重要的影响。2007年8月,云南师范大学与元史研究会、中国蒙古史学会在昆明举办“中国蒙元史学术研讨会暨方龄贵教授九十华诞庆祝会”,来自全国的知名学者数十人参加会议。一些多年不出门的老前辈也参加了,时称学术界的一大盛事。会后编辑出版《中国蒙元史学术研讨会暨方龄贵教授九十华诞庆祝会文集》,由各地书店发行。父亲于1987年退休,2011年去世,享年94岁。母亲是云南大姚县人,毕业于云南大学生物系,在昆明七中教书至退休。父母对我有极大的影响。父母均是教师,他们对教育事业的执着与忠诚,对学生的衷心热爱和无私关怀,深刻影响了子女。父亲的自传说:“教书不但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乐趣,所谓‘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我觉得我的生活很充实、很满足、很幸福、很自豪,可以说,我并没有虚度年华。我常讲,人如果有第二次生命,我将毫不迟疑地仍然选择教书这个行当,不离开三尺讲坛。”改革开放后,我们四个兄弟姐妹均投身于教育事业,为之兢兢业业辛劳终日,与仿效父母树立的榜样有关。我的女儿方悦萌与两位侄女,也分别在云南民族大学、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任教,接过了方家教书育人的接力棒。女儿获得专门史博士学位后,赴复旦大学从事博士后学习。 

方铁(后排左一)与姐弟等佩带校徽与父母合影,摄于1978 

  父亲对教学十分看重。他长期讲授元史、蒙古史、辽金元史、中国史学史、史学概论、中国通史等课程。父亲说上课繁忙之时,曾同时讲授中国通史、蒙元史、中国史学史、史料踏勘学等几门课程。听过父亲讲课的学生说,方先生讲课准备充分,条理清楚,往往是总结性的话刚讲完,下课铃便响了。父亲退休时未赶上实行学位制度,未直接指导过研究生。但经常为后来学校招收的研究生上课,毫无保留地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母亲对教学也很认真,学生的评价甚佳。改革开放后,有几位20余年前母亲教过的学生,相约到家中看望敬爱的董老师。 

  父母对知识的渴求、对师长的尊重和对书本的热爱,都对我们产生深刻的影响。从幼年时起,我们便经常看到父亲与上门求教的学生研讨学问。父亲经常与我们谈他的治学与师友的近况,言及琐事的不多。父亲对我寄予很大的期望。凡有重要学友来访,他必定让我坐在一旁聆听谈话,从中汲取知识,增长见闻。在父亲狭小的书房,我见过翁独健、杨志玖、韩儒林等史学大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民族所的一些知名学者。1975年我到北京出差,时在京参加《中国通史》编写工作的父亲,携我看望《中国通史》主编、著名学者白寿彝先生,并探访中央民族学院的诸位师友,他们笑谈切磋,我深受教益,如沐春风。考上云南大学历史系后,父亲携我登门看望方国瑜、李埏、江应樑、张德光、尤中等知名学者,实则是行拜师之礼。目睹前辈学者儒雅的风度与辉煌的成就,我深为叹服,立志不懈学习并终身追随。 

方龄贵教授著作 

  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他们的收入虽不宽裕,但订阅书刊、购置书籍却从不犹豫。家中长年订阅《小朋友》《少年文艺》《中国青年》《边疆文艺》《民间文学》等刊物,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春城晚报》等报纸,父母还支持我们购买各类书籍,父亲经常从师范大学图书馆借书给我们看。父亲的藏书十分丰富,国学典籍大致收集齐全,还经常购买补充。这些书籍也成为我们读物的一个来源。父亲珍惜自己的藏书,留下遗嘱:“书不能流散,要永远保存下去。”父亲手书的“书不出室”字条今天仍贴在书架上。但凡子女阅读他的藏书,父亲都热情鼓励,并讲述书籍的价值与版本等知识。小女方悦萌自上小学,在祖父家等待吃中饭时,便习惯从书架上取书浏览,家父十分赞赏,多次对我言及此事。“文革”中有人贴父亲的大字报,说父亲当校图书馆馆长时,花3000元钱购买一部《四部丛刊》,父亲说该书买得值得,此书现成为校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文革”中,父母不让我们随便外出。阅读家中丰富的杂志和藏书,便成为我们打发时间的方式。如果说我见识未落浅陋的话,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饱览家中所藏的杂志与藏书,并养成博览群书、坚持读书学习的习惯。1978年考上大学赴昆明报到,我乘坐拉货的卡车离开供职的工厂,携带的东西除行李外,便是常年陪伴我、装满十几个纸箱的各类书籍。可以说,从下乡插队到进工厂,只要有空闲,我便手不释卷读书学习,这一习惯沿袭至今。上大学后,父亲有计划地给我和姐姐方慧(时在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就读)上课,系统讲授中国史尤其是蒙元史的知识与治学方法,我们认真做了笔记。讲到一些历史记载,父亲从书架上取下史籍翻开给我们看。谈到自己的研究,他取出手稿让我们浏览。这些讲授使我和姐姐受益匪浅,是极其难得的学习机会。1979年,《中国历史大词典》的编纂接近尾声,但云南计划完成的辞条尚缺少一部分。经《中国历史大词典》编委会与云南辞条编写组商议,决定吸收我参加剩余辞条的撰写。因时间紧迫,我除完成学业外,将剩余精力全都投入紧张的撰写,经常深夜才得休息。我写出初稿,父亲必亲笔修改,指出不足之处并说明修改的方法,一条辞条反复数次才能定稿。如此工作近一年,对我的锻炼很大。父亲还指导我系统阅读史籍并写作多篇论文。1980年我写的论文《赛典赤治滇评述》,荣获云南省首届大学生论文竞赛一等奖。次年我持该文参加在昆明召开的中国蒙古史学会年会,会后出版的《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收录此文。毕业以后,父亲仍关心我们的工作与科研,但凡发表论著他必细读,指出不足及有待改进之处。在父亲的精心培养下,我掌握了史学的基本知识与研究方法,尤其在史料学、踏勘考证、学术规范方面经受严格的训练,为以后登堂入室奠定了基础。父亲将我引上治学的道路,正如由我口述整理发表的一篇文章所言:“方龄贵先生:我的父亲与导师。” 

  尤佳:听说您和父亲把族籍改为蒙古族,能否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形? 

  方铁:父亲出生于吉林省,同时对云南怀有深厚的感情,视云南为第二故乡。父亲退休后经常怀念祖母,祖母是蒙古族。父亲获得家乡政府开具的证明后,通过民政部门把族籍改为蒙古族。云南蒙古族研究会得知此事,上门动员父亲和我参加云南蒙古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我们愉快地答应了。以后经民政部门同意并办理手续,我和女儿的族籍也从汉族改为蒙古族。2003年,云南大学、内蒙古大学与云南蒙古族研究会,在玉溪市通海县蒙古族乡召开蒙古族历史文化研讨会,同时纪念蒙古族进入云南750周年。父亲饱含深情为纪念碑撰写碑文,由内蒙古大学副校长胡格吉勒图译为蒙古文,用两种文字镌刻于碑,表达祝愿民族和睦、云南蒙古族兴盛的愿望。我则担任云南蒙古族研究会副会长,积极参加云南蒙古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为增进云南的民族团结做了一些工作。 

  教书育人 

  尤佳:同学们都喜欢听您讲课,认为您讲的课内容丰富、信息量大;观点新颖,令人颇受启发。另外您讲课条理清晰,表述流畅幽默;聆听您的教诲如春风化雨,滋润心田。请您谈谈教书育人方面的情况。 

  方铁:教书育人是教师的神圣职责,教师应首先把课教好。1982年毕业留校,我到马列主义教研室担任中共党史教师。报到第二个月便奉命登上讲台,给两个系的文科混合班上课,面临的压力很大。经认真思考与探索,同时虚心向老教师请教,逐渐摸索出一些有效的方法。主要是备课时下足功夫,将教材内容熟记于心,同时大量阅读相关材料与研究成果,拟定讲课大纲,结合大纲再做发挥性叙述。这样讲的优点是既不脱离大纲与基本要求,讲述的内容又可灵活掌握,并有概括、比较及分析的空间,可避免照本宣科或漫无边际的乱聊。前提是必须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及良好的分析归纳能力。几个学期下来,同学们反映不错,我对讲课也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收集讲课、演讲方面的书籍,研究备课、记笔记、板书、讲课的语速与节奏等相关环节,并与同学们加强课下交流,希望进一步把课讲好。 

  担任硕士生、博士生的导师以后,感到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课程在讲授的内容、深度与方法方面有明显的差别。尤其是给博士生上课,对导师的要求很高,导师的责任是引导同学们进入学术前沿,分析深度和复杂的问题,同时介绍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还必须重视与同学对话及答疑等环节。我给博士生上课,经常有其他专业甚至其他系的同学来听课。经过数十年的实践,我对“教学相长”也有深切体会,尤其体现在介绍我正在进行的研究、听取同学们的驳议方面。我还鼓励研究生树立远大的学术理想,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另辟蹊径的意识与能力,也取得较好的效果。 

  毕业留校至今,我讲授过中共党史、中国民族史等10余门本科生课程,教过的本科生有上千人。一些同学参加工作多年,与我相逢随即忆起当年听课的情景。我担任过少数民族史、历史地理学两个专业的硕士生导师,培养硕士10余人。先后担任少数民族史、历史地理学、中国边疆学3个专业的博士生导师,独立培养博士18人、博士后1人,合作培养博士6人,他们分别在云南、四川、重庆、广西、贵州、浙江、山东的高校和党政机关工作。研究生毕业后大都成为工作单位的骨干,一些人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其中有云南省、贵州省文科最年轻的教授与博士生导师。有16人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或教育部社科基金的项目,有数人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的研究生基金资助,一人的学位论文被评为云南省优秀博士论文。数人的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的奖励。我指导的研究生中现有正教授11位,主要在高校供职的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含双肩挑干部)13位。我为他们而自豪,为他们的进步感到欣喜。 

方铁教授与研究中心师生在一起 

  尤佳:您还经常举办学术讲座,可说是乐此不疲。对此您是怎样考虑的? 

  方铁:我认为学者的职责是探索真理,并把研究的心得告诉大众。流连于象牙塔,与三五好友沉溺其中的做法为我所不取。因此,我愿意通过讲座的方式,把自己的成果贡献给社会,同时听取他们的意见,这是学者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体现,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教书育人”职责的延伸。近10余年来,云南省社科联等单位主办“云岭大讲坛”,聘请一些学者向大众讲述人文社科研究的最新成果,受到各界的欢迎。一些优秀的讲座,经录像整理后在网络上播放,据统计观看录像者达百余万人。受邀学者在云岭大讲坛昆明主场演讲后,还到省内各地巡回讲演。据说组织者经网络调查,认为我的讲座粉丝众多,听众评价甚高。自2010年以来,我连续8年在云岭大讲坛开展西南古代史方面的讲座,包括历朝经营云南的得与失、南诏、大理国的历史地位、古代云南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北方游牧民族两次南下西南边疆、元明清三朝对云南的经营、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西南边疆的形成及历史特点等选题。2017年演讲的题目,是古代滇东北发展的三次高潮。只要听众欢迎,我还将讲下去,并把讲座的内容整理成文发表。除云岭大讲坛、云南大学东陆讲坛等讲座外,2015年,我应邀担任“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的主讲嘉宾,赴京做了“西南边疆的形成及历史特点”的讲演。“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为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受中央委托,“邀请某一领域国内外的学术权威,向在京的部级以上领导干部介绍该问题的最新研究状况”。邀请之前国家图书馆在国内外做了一年的调研,确定人选后到昆明与我商谈,后经上级部门批准发出邀请。100余位在京的部级以上领导干部聆听讲座并做笔记,并接受由国家图书馆赠送我的著作《方略与施治:历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演讲后国家图书馆向我反馈听讲领导干部的意见,普遍认为讲演者视野开阔,讲述有分析与深度,提出一些有启示的看法,给予充分肯定。按照惯例,国家图书馆将“西南边疆的形成及历史特点”演讲的内容整理后编入《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系列书籍,正式出版发行。经国家图书馆推荐,2016年,贵州省邀请我为“贵州省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做了“西南边疆的形成及历史特点”的讲演。 

方铁教授在研讨会上发言 

  “西南边疆的形成及历史特点”的讲演,主要是介绍西南边疆形成的过程,以及西南边疆具有的历史特点。指出云南地区开发早,地位十分重要,在西南边疆形成的过程中起到核心的作用。西南边疆的形成演变较为典型,是中国边疆地区形成过程的缩影。西南边疆的形成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历朝经营西南边疆的思想、方略与措施;历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与开发;西南边疆的地缘政治关系及其演变;历朝与西南邻国的关系、西南边疆居民的构成与社会状况。西南边疆的形成具有以下特点:以蒙元时期为界,西南边疆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西南边疆长期处于中原王朝可控的范围;中原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统治,经历了从羁縻之治到土司制度的演变;中原王朝对西南边疆的深度经营与认真开发始于蒙元时期;西南边疆的民族关系有渐进融合的特点;中原王朝在西南方向的对外关系,经历了从蛮夷到邻邦关系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南边疆的战略地位日趋重要等。 

  尤佳:您已退休数年,仍指导博士生治学不辍。今后有何打算? 

  方铁:今年我指导的最后一位博士生毕业,在教学方面大致画上句号。以后,做学问的时间当随之增加。2014年我获准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边疆治理传统战略研究”。较之过去关注较多的历朝治边的思想与治策,传统治边战略有注重应对策略与实践环节等特点,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也使我得到进一步学习与提高的机会。圆满完成“中国边疆治理传统战略研究”的研究任务,是我的一个心愿。另外,我还将继续探讨古代治边、中国古代文明、土司制度与边疆治理、区域历史与文化、南诏大理国兴衰、云南历史变迁等方面的问题。将来还准备以灵活多样的笔调,写作史学随笔一类的文章。正所谓:“学术未有穷期。”时间不早了,今天的谈话就到此吧,以我写的一首小诗作结: 

七律·问学 

吾生有幸与书逢,卅载矢志问尘封。 

意境流连时驻筷,昼思难解常入梦。 

倾心浇溉多桃李,不辍笔耕望文工。 

诸生辩诘喧笑语,师友切磋坐春风。 

跬步登山未及顶,玉石在地任择用。 

来日方长细打理,踱入宝山不空回。 

    

源自——《地域文化研究》2018年第5期 

作者:

朱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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