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铁，蒙古族，1949年生于昆明。1969年下乡插队，后到工厂工作。1978年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从事民族史、边疆史的教学与研究。父母均为教师，深受父母的影响，喜爱读书、教书与研究写作。在父亲方龄贵教授的教育与指导下，掌握历史学的知识与研究方法，从事教学、科研30余年，2009年办理退休手续，至今问学不辍。现为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四川大学等高校的客座教授，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先后任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副理事长、云南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国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元史学会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社会科学战线》《区域文化研究》《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西北民族论丛》的特邀编委。著有《西南通史》、《方略与施治：历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边疆民族史探究》、《边疆民族史新探》、《方铁学术文选》、《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等，发表各类学术文章近200篇，研究成果获国家及省部级奖励多项。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及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 

积沙成塔，跬步前行 

——方铁教授访谈录 

　　尤佳：您研究民族史、边疆史数十年，可说是著作等身，桃李遍天下。大家都想知道您工作和治学的经历。 

　　方铁：1969年我在昆明师院附中读高一，同年下乡到瑞丽县弄岛乡插队，以后担任生产队的记工员。1971年招工至云南燃料二厂，分配在技术科管理产品的原材料消耗定额。经刻苦自学并虚心向师傅请教，逐渐参加重要产品的技术管理。我负责管理的军用导爆索因性能优异，在实战中深受参战官兵赞誉，获得国防部通令嘉奖。1975年入党。1977年恢复高考，因地处山沟消息闭塞，不知道高考恢复而错失机会。1978年我参加高考，以楚雄州文科总分第二名的好成绩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入学后连续4年被评为云南大学三好学生，1981年获云南省高校三好学生称号。1982年毕业留校，在马列主义教研室从事党史教学。1986年调到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从事民族史、边疆史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 

　　1999年教育部建设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党委决定，以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为基础组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2000年，该研究中心被教育部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云、贵、桂三省高校仅此一所，学校任命我为基地主任。2015年10月学校进行机构调整，因基地建设条件改变，我辞去主任职务，仍继续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办理退休手续，仍继续从事科研并指导博士生。 

　　尤佳：您的父亲云南师范大学方龄贵教授，是国内外知名的蒙元史泰斗。您继承父亲研究的事业并有所拓展，大家都说您有深厚的家学渊源，能否谈谈这一方面的情形？ 

　　方铁：父亲方龄贵教授，1918年出生于吉林省前郭旗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为摆脱贫困，祖父支持他外出读书。高中毕业后，他报考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历史系，本科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研究院，师从著名的元史专家姚从吾、邵循正两位教授，1946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因与母亲结婚留居昆明，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一年，1947年转入昆明师范学院（现云南师范大学），先后任历史系的副教授、教授，兼任过系主任与校图书馆馆长，以及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云南省史学会副会长及顾问、云南孔子研究会顾问等职。他在《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元朝秘史通检》《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通制条格校注》《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并考释》《元史丛考》6部著作，在学术界有重要的影响。2007年8月，云南师范大学与元史研究会、中国蒙古史学会在昆明举办“中国蒙元史学术研讨会暨方龄贵教授九十华诞庆祝会”，来自全国的知名学者数十人参加会议。一些多年不出门的老前辈也参加了，时称学术界的一大盛事。会后编辑出版《中国蒙元史学术研讨会暨方龄贵教授九十华诞庆祝会文集》，由各地书店发行。父亲于1987年退休，2011年去世，享年94岁。母亲是云南大姚县人，毕业于云南大学生物系，在昆明七中教书至退休。父母对我有极大的影响。父母均是教师，他们对教育事业的执着与忠诚，对学生的衷心热爱和无私关怀，深刻影响了子女。父亲的自传说：“教书不但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乐趣，所谓‘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我觉得我的生活很充实、很满足、很幸福、很自豪，可以说，我并没有虚度年华。我常讲，人如果有第二次生命，我将毫不迟疑地仍然选择教书这个行当，不离开三尺讲坛。”改革开放后，我们四个兄弟姐妹均投身于教育事业，为之兢兢业业辛劳终日，与仿效父母树立的榜样有关。我的女儿方悦萌与两位侄女，也分别在云南民族大学、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任教，接过了方家教书育人的接力棒。女儿获得专门史博士学位后，赴复旦大学从事博士后学习。 

方铁（后排左一）与姐弟等佩带校徽与父母合影，摄于1978年 

　　父亲对教学十分看重。他长期讲授元史、蒙古史、辽金元史、中国史学史、史学概论、中国通史等课程。父亲说上课繁忙之时，曾同时讲授中国通史、蒙元史、中国史学史、史料踏勘学等几门课程。听过父亲讲课的学生说，方先生讲课准备充分，条理清楚，往往是总结性的话刚讲完，下课铃便响了。父亲退休时未赶上实行学位制度，未直接指导过研究生。但经常为后来学校招收的研究生上课，毫无保留地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母亲对教学也很认真，学生的评价甚佳。改革开放后，有几位20余年前母亲教过的学生，相约到家中看望敬爱的董老师。 

　　父母对知识的渴求、对师长的尊重和对书本的热爱，都对我们产生深刻的影响。从幼年时起，我们便经常看到父亲与上门求教的学生研讨学问。父亲经常与我们谈他的治学与师友的近况，言及琐事的不多。父亲对我寄予很大的期望。凡有重要学友来访，他必定让我坐在一旁聆听谈话，从中汲取知识，增长见闻。在父亲狭小的书房，我见过翁独健、杨志玖、韩儒林等史学大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民族所的一些知名学者。1975年我到北京出差，时在京参加《中国通史》编写工作的父亲，携我看望《中国通史》主编、著名学者白寿彝先生，并探访中央民族学院的诸位师友，他们笑谈切磋，我深受教益，如沐春风。考上云南大学历史系后，父亲携我登门看望方国瑜、李埏、江应樑、张德光、尤中等知名学者，实则是行拜师之礼。目睹前辈学者儒雅的风度与辉煌的成就，我深为叹服，立志不懈学习并终身追随。 

方龄贵教授著作 

　　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他们的收入虽不宽裕，但订阅书刊、购置书籍却从不犹豫。家中长年订阅《小朋友》《少年文艺》《中国青年》《边疆文艺》《民间文学》等刊物，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春城晚报》等报纸，父母还支持我们购买各类书籍，父亲经常从师范大学图书馆借书给我们看。父亲的藏书十分丰富，国学典籍大致收集齐全，还经常购买补充。这些书籍也成为我们读物的一个来源。父亲珍惜自己的藏书，留下遗嘱：“书不能流散，要永远保存下去。”父亲手书的“书不出室”字条今天仍贴在书架上。但凡子女阅读他的藏书，父亲都热情鼓励，并讲述书籍的价值与版本等知识。小女方悦萌自上小学，在祖父家等待吃中饭时，便习惯从书架上取书浏览，家父十分赞赏，多次对我言及此事。“文革”中有人贴父亲的大字报，说父亲当校图书馆馆长时，花3000元钱购买一部《四部丛刊》，父亲说该书买得值得，此书现成为校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文革”中，父母不让我们随便外出。阅读家中丰富的杂志和藏书，便成为我们打发时间的方式。如果说我见识未落浅陋的话，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饱览家中所藏的杂志与藏书，并养成博览群书、坚持读书学习的习惯。1978年考上大学赴昆明报到，我乘坐拉货的卡车离开供职的工厂，携带的东西除行李外，便是常年陪伴我、装满十几个纸箱的各类书籍。可以说，从下乡插队到进工厂，只要有空闲，我便手不释卷读书学习，这一习惯沿袭至今。上大学后，父亲有计划地给我和姐姐方慧（时在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就读）上课，系统讲授中国史尤其是蒙元史的知识与治学方法，我们认真做了笔记。讲到一些历史记载，父亲从书架上取下史籍翻开给我们看。谈到自己的研究，他取出手稿让我们浏览。这些讲授使我和姐姐受益匪浅，是极其难得的学习机会。1979年，《中国历史大词典》的编纂接近尾声，但云南计划完成的辞条尚缺少一部分。经《中国历史大词典》编委会与云南辞条编写组商议，决定吸收我参加剩余辞条的撰写。因时间紧迫，我除完成学业外，将剩余精力全都投入紧张的撰写，经常深夜才得休息。我写出初稿，父亲必亲笔修改，指出不足之处并说明修改的方法，一条辞条反复数次才能定稿。如此工作近一年，对我的锻炼很大。父亲还指导我系统阅读史籍并写作多篇论文。1980年我写的论文《赛典赤治滇评述》，荣获云南省首届大学生论文竞赛一等奖。次年我持该文参加在昆明召开的中国蒙古史学会年会，会后出版的《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收录此文。毕业以后，父亲仍关心我们的工作与科研，但凡发表论著他必细读，指出不足及有待改进之处。在父亲的精心培养下，我掌握了史学的基本知识与研究方法，尤其在史料学、踏勘考证、学术规范方面经受严格的训练，为以后登堂入室奠定了基础。父亲将我引上治学的道路，正如由我口述整理发表的一篇文章所言：“方龄贵先生：我的父亲与导师。” 

　　尤佳：听说您和父亲把族籍改为蒙古族，能否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形？ 

　　方铁：父亲出生于吉林省，同时对云南怀有深厚的感情，视云南为第二故乡。父亲退休后经常怀念祖母，祖母是蒙古族。父亲获得家乡政府开具的证明后，通过民政部门把族籍改为蒙古族。云南蒙古族研究会得知此事，上门动员父亲和我参加云南蒙古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我们愉快地答应了。以后经民政部门同意并办理手续，我和女儿的族籍也从汉族改为蒙古族。2003年，云南大学、内蒙古大学与云南蒙古族研究会，在玉溪市通海县蒙古族乡召开蒙古族历史文化研讨会，同时纪念蒙古族进入云南750周年。父亲饱含深情为纪念碑撰写碑文，由内蒙古大学副校长胡格吉勒图译为蒙古文，用两种文字镌刻于碑，表达祝愿民族和睦、云南蒙古族兴盛的愿望。我则担任云南蒙古族研究会副会长，积极参加云南蒙古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为增进云南的民族团结做了一些工作。 

　　教书育人 

　　尤佳：同学们都喜欢听您讲课，认为您讲的课内容丰富、信息量大；观点新颖，令人颇受启发。另外您讲课条理清晰，表述流畅幽默；聆听您的教诲如春风化雨，滋润心田。请您谈谈教书育人方面的情况。 

　　方铁：教书育人是教师的神圣职责，教师应首先把课教好。1982年毕业留校，我到马列主义教研室担任中共党史教师。报到第二个月便奉命登上讲台，给两个系的文科混合班上课，面临的压力很大。经认真思考与探索，同时虚心向老教师请教，逐渐摸索出一些有效的方法。主要是备课时下足功夫，将教材内容熟记于心，同时大量阅读相关材料与研究成果，拟定讲课大纲，结合大纲再做发挥性叙述。这样讲的优点是既不脱离大纲与基本要求，讲述的内容又可灵活掌握，并有概括、比较及分析的空间，可避免照本宣科或漫无边际的乱聊。前提是必须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及良好的分析归纳能力。几个学期下来，同学们反映不错，我对讲课也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收集讲课、演讲方面的书籍，研究备课、记笔记、板书、讲课的语速与节奏等相关环节，并与同学们加强课下交流，希望进一步把课讲好。 

　　担任硕士生、博士生的导师以后，感到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课程在讲授的内容、深度与方法方面有明显的差别。尤其是给博士生上课，对导师的要求很高，导师的责任是引导同学们进入学术前沿，分析深度和复杂的问题，同时介绍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还必须重视与同学对话及答疑等环节。我给博士生上课，经常有其他专业甚至其他系的同学来听课。经过数十年的实践，我对“教学相长”也有深切体会，尤其体现在介绍我正在进行的研究、听取同学们的驳议方面。我还鼓励研究生树立远大的学术理想，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另辟蹊径的意识与能力，也取得较好的效果。 

　　毕业留校至今，我讲授过中共党史、中国民族史等10余门本科生课程，教过的本科生有上千人。一些同学参加工作多年，与我相逢随即忆起当年听课的情景。我担任过少数民族史、历史地理学两个专业的硕士生导师，培养硕士10余人。先后担任少数民族史、历史地理学、中国边疆学3个专业的博士生导师，独立培养博士18人、博士后1人，合作培养博士6人，他们分别在云南、四川、重庆、广西、贵州、浙江、山东的高校和党政机关工作。研究生毕业后大都成为工作单位的骨干，一些人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其中有云南省、贵州省文科最年轻的教授与博士生导师。有16人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或教育部社科基金的项目，有数人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的研究生基金资助，一人的学位论文被评为云南省优秀博士论文。数人的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的奖励。我指导的研究生中现有正教授11位，主要在高校供职的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含双肩挑干部）13位。我为他们而自豪，为他们的进步感到欣喜。 

方铁教授与研究中心师生在一起 

　　尤佳：您还经常举办学术讲座，可说是乐此不疲。对此您是怎样考虑的？ 

　　方铁：我认为学者的职责是探索真理，并把研究的心得告诉大众。流连于象牙塔，与三五好友沉溺其中的做法为我所不取。因此，我愿意通过讲座的方式，把自己的成果贡献给社会，同时听取他们的意见，这是学者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体现，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教书育人”职责的延伸。近10余年来，云南省社科联等单位主办“云岭大讲坛”，聘请一些学者向大众讲述人文社科研究的最新成果，受到各界的欢迎。一些优秀的讲座，经录像整理后在网络上播放，据统计观看录像者达百余万人。受邀学者在云岭大讲坛昆明主场演讲后，还到省内各地巡回讲演。据说组织者经网络调查，认为我的讲座粉丝众多，听众评价甚高。自2010年以来，我连续8年在云岭大讲坛开展西南古代史方面的讲座，包括历朝经营云南的得与失、南诏、大理国的历史地位、古代云南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北方游牧民族两次南下西南边疆、元明清三朝对云南的经营、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西南边疆的形成及历史特点等选题。2017年演讲的题目，是古代滇东北发展的三次高潮。只要听众欢迎，我还将讲下去，并把讲座的内容整理成文发表。除云岭大讲坛、云南大学东陆讲坛等讲座外，2015年，我应邀担任“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的主讲嘉宾，赴京做了“西南边疆的形成及历史特点”的讲演。“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为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受中央委托，“邀请某一领域国内外的学术权威，向在京的部级以上领导干部介绍该问题的最新研究状况”。邀请之前国家图书馆在国内外做了一年的调研，确定人选后到昆明与我商谈，后经上级部门批准发出邀请。100余位在京的部级以上领导干部聆听讲座并做笔记，并接受由国家图书馆赠送我的著作《方略与施治：历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演讲后国家图书馆向我反馈听讲领导干部的意见，普遍认为讲演者视野开阔，讲述有分析与深度，提出一些有启示的看法，给予充分肯定。按照惯例，国家图书馆将“西南边疆的形成及历史特点”演讲的内容整理后编入《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系列书籍，正式出版发行。经国家图书馆推荐，2016年，贵州省邀请我为“贵州省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做了“西南边疆的形成及历史特点”的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