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学讲坛暨新疆智库讲坛”2021年第13期 

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数字化及在边疆研究中的应用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韩昭庆 教授  

　　2021年5月21日，中国边疆研究所举办第十三期“中国边疆学讲坛暨新疆智库讲坛”。本期讲坛邀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韩昭庆教授做题为“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数字化及在边疆研究中的应用”的主题讲座，中国边疆研究所副所长孙宏年研究员担任主持。中国边疆研究所全体成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部分师生聆听报告，并和韩教授交流互动。     

　　今天带给大家的讲座题目是“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数字化及在边疆研究中的应用”。喜欢研究古地图的同学和老师肯定都非常熟悉这套图。汪前进老师是国内第一位全面深入研究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学者，他的博士论文做的是《皇舆全览图》测绘研究。 

　　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绘制方法，汪前进老师在他的论文里已经做了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具体展开了。大致而言，这套图的纬度测量有两个方式：一是晚上观察北极星高度，一是观察太阳正午高度角。需要指出的是，推测纬度是容易的，但推测经度不容易：最早开始测量经度是通过观察月食，比如发生了一次月食，记录下北京观测到的时间，再记录下伦敦观测到的时间，如果知道一地的经度，再由两地观察到月食的时间差，就可以推算出经度。但由于一年中发生月食的时间不定，加上天气因素的影响，因而在准确计时的钟表发明前，人们很难测量出准确的经度，故此早期的一些地图都是只有纬度而没有经度的。 

　　正是由于经度的测量很难，所以康熙时期的传教士只对很少几个地方的经度做了测量，其中最多的是广州，因为这些传教士主要是从珠江口一带上岸，再就是北京测量得也较多，其他的地点就非常少了。在这种情况下，传教士主要是通过三角测量法来推算经度。此外，当时的传教士还大量参考了我国的地方文献，主要是各种志书中的地图，所以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量方式有实测也有编绘。 

　　康熙《皇舆全览图》是第一套官方实测地图，也是我国第一次标出经纬度的地图。它的产生有偶然性，是中法为不同目的合作的产物，这是300年前一个科学史上的幸事。康熙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对科学比较感兴趣的皇帝，他想了解自己的国土面积到底有多大；而同时代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也对科学十分热衷，他想收集东方的情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地理信息。当然，仅靠两个皇帝还不够，中间方是基督教的耶稣会士，他们想到中国传教，走的是上层路线。他们认为那时中国是东亚的中心，如果中国的皇帝信教了，整个东亚地区也就信教了。因此耶稣会士们要把这项工作做好，以此来取悦康熙；而传教士来华测绘以及购买仪器的经费，又要仰仗路易十四的支持。 

　　以上是康熙《皇舆全览图》出现的偶然因素，当然也有必然因素：那个时代欧亚大陆上的很多国家在懂得测绘的原理和技术以后，都已经开始通过绘制地图的方式来巩固本国的领土，一些欧洲国家更有了在地图上标注国界的习惯。康熙与同时代的外部世界是有交流的，之所以能跟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并完成划界，是因为俄罗斯在此之前也已跟周边的一些国家签订了界约。 

　　《皇舆全览图》完成以后，在18世纪30年代开始风靡整个欧洲，欧洲很多地方都知道中国是这个样子了。而这套图送到康熙手里以后，被放在了内阁大库里面，遇有总督、巡抚、地方总兵需要行军打仗、治理边疆或官方编纂通志的时候，才有机会拿出来看看，一般人是接触不到的。 

　　负责绘图的传教士，为了获得康熙的信任和庇护以完成传教使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克服了诸多困难、完成了大量工作，甚至还有人付出了生命，用不到10年的时间绘制出了这幅地图。但遗憾的是，这套图画完以后，在中文和满文资料里没有留下任何一条测量的数据，在欧洲也很难找到。庆幸的是在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史》里附了一个经纬度表，有641个测绘点。其中北京的纬度是39分55度0秒，经度是0分0秒，说明当时《皇舆全览图》把通过北京的某一条线作为了中央经线，也就是零度经线，这跟今天是不一样的。今天国际标准的本初子午线是经过英国伦敦格林尼治天文台的那条经线，这是人为确定的，那时候世界上最强的国家是英国，所以这样一个标准的确定具有科学和政治的双重属性。而当时《皇舆全览图》中的本初子午线，是经过今北京建国门外大街古观象台的那条经线。 

　　康熙《皇舆全览图》也比较重视山水、湖泊、海岸、岛屿等自然地理要素的绘制，山脉采取错落有致的套叠方式标示，河流除了黄河和长江之外都用双线来表示，线距基本相同。图上用不同形状和大小的图例分别表示不同级别的政区和聚落，省之间画有省界，但不标注省的名字。所有地名的标注均为正体，没有斜体，也没有比例尺及投影方式。 

　　中央经线确定以后，我们就可以借助ArcGIS对每一幅图进行配准，绘图的基本元素是点、线和面，我们可以据此建立数据库，以州府治所及聚落建立点图层，在点图层上再建立一个属性表，在这个属性表里设定多个字段，一个点是一条记录，这样做出来的数据可以通过名称、类型、地理位置等进行任意查询。线图层包括河流、海岸线、长城及特殊线等，面图层包括省区、湖泊、沙洲等，同样，线图层和面图层上都附上属性表，设定表征线图层和面图层的属性表，通过对这两个图层的数字化，可以计算得出图上线段的长度和湖泊等面状物体的面积。我们参考了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编制的全国1：100万基础地理信息共享平台进行分类，比如A类是行政区划、B类是普通聚落、C类是自然地物、D类是未知类别。康熙《皇舆全览图》保存了大量的相对详细的地理信息资料，我把它定义为这是我们国家300年前进行的一次地理国情普查，对于历史研究而言，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宝藏。 

　　康熙《皇舆全览图》第一次系统记录了300年前占超过我国目前陆地面积三分之二地区的山川地理资料，保留了大量具有相对准确地理位置的政区地名和聚落信息。据我们数字化后的统计，点图层的地名有9222条，包括3563座山岭，河流地名有5722条，随着工作的推进，这些数字可能还会有变化。借助数字化地图，可以提高研究我国河流、湖泊及海岸地貌变迁的精度，破解政区沿革或者地名译名等方面的各种问题，并且有可能发现新的问题。这个方法可以推而广之，不仅历史学，研究地理学、环境变迁或边疆学的老师，都可在此基础上开展定量研究。 

　　康熙《皇舆全览图》数字化在边疆研究中效用最显著的一点，是通过空间比较分析可以翻译不同语言标注的图中的地名。 边疆研究经常遭遇的一个难题就是地名的译名，在边疆地区存在着不同的民族，他们有各自的文字和语言，地名莫衷一是的问题格外突显。但经过数字化工作之后，如果被数字化的地图测量的经纬度是基本准确的，我们就可以把不同语言标注的地图在空间上进行叠加，针对这些地名所在的同一位置，可以求得这些地名的译名，这样就可以不用求助于专业的语言学专家而能一目了然了。以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法文版为例，四川出现一个标为Mitcheou的地名，如果按照今天普通话的发音，可能会把它译为“迷州”，但是通过对中文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空间比较会发现此地名实为“眉州”，法文标注是使用当地方言来译名的。同样，可以通过把同期编绘的汉字标注与满文标注的同一地区的地图进行叠加，即可以翻译出满文的地名。 

　　不过康熙《皇舆全览图》传到欧洲后，也带去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当年的传教士以为图上汉字标的是一个地区，满文标的是一个地区，汉字标的地区就叫中国，不用汉字标的地方就不叫中国了。法文版的认识比较到位，中国有两个，一个是内地的中国，一个是清帝国，包括今蒙古地区、西藏地区和苗族地区等，讲得很清楚。他们做出来的图很精美，尺寸也大，且只是一套书中的附图，但买得起这套书的人很少，流通量也小。由于当时此图在西方很流行，所以很快就有了盗版地图，盗版比原版小一半，且只出图不出字，汉字绘制的区域就变成了中国全图，其它部分都丢了。后来礼仪之争开始，康熙为此和教皇开展了二、三十年的交涉，双方谈不拢，康熙末年就开始驱逐传教士，雍正以后禁教就非常严了，乾隆更是保守派，将大量的传教士赶走，留下的少数教士只是擅长科技、绘画之类，都是皇室私用了。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也算是参加世界大战的胜利国，但还有人叫嚣中国的版图在长城以内，他们就是受到这个盗版图的影响。 

　　最后，在边疆研究中，我们还可以通过数字化地图观察时人对边疆自然环境的认知和开发水平。例如雍正年间贵州的改土归流，把土官改成流官的情况现在看很少，更多的是把黔东南地区开发了出来。康熙上黔东南有一块地方留为空白，到乾隆时期绘制《乾隆十三排图》这块地方已经绘制了自然和人文要素。 

　　再看康乾时期的广西水系分布图，以广西境内从西到东分布的右江、红水河、柳江、桂江这四条河为例，它们主要是由北向南流的，最终汇入西江，把这些河流跟今天1：400万的图一叠加，就可以看到它们的分布大势与今天相一致，只是位置稍有偏差。我们不能对古人过分苛责，但可以探讨一个问题：古人是怎么来认知周围的环境问题的？当时古人画的河没有经纬度，怎么又能保证准确？其原因一是这些河流上游皆是山谷里面的河流，受地势限制变迁不大；二是当年传教士的测绘工作有很大一大部分，是沿着河流进行的，所以河流画得相对就会准确一些。由此或许可以说，借助这种研究视角和手段，边疆环境史应该是将来的一个研究方向。 

责编：孙方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