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学院讲坛暨新疆智库讲坛” 2021年第2期
西域经营与汉代国家战略
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
时间：2021年2月26日 星期五
地点：北京·中国历史研究院
丝绸之路相关的文化研究是最近几年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实际上丝绸之路大体上包括两个方向：一个是西北草原方向，一个是东南海洋方向。西北方向和西域的区域文化关系非常密切，东洋航道和朝鲜、日本方向，甚至更远的岛国也有一些联系，南洋航道到达南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地区。我们注意到丝绸之路两个方向的历史现象和交往迹象，正好和汤因比对世界史的观察相符，他认为草原和海洋特别有利于交通，也是交通的天然媒介。汉代的政论家、史论家也有“东南一尉，西北一侯”的说法。
一、草原与海洋：汉王朝执政者两个视角的世界观察
可以说草原和海洋是汉王朝执政者对世界观察和探索的两个角度。总体来说，整个汉代对西北方向是予以非常多的文化关照，整个社会也有一种文化热情。例如早期中原文化对于外部神秘世界不太了解，顾颉刚讲过两个神话系统，就是西北高原和东方海域的昆仑神话系统和蓬莱神话系统，都是神仙居住往来的地方，汉镜铭文有很多出现“东王公西王母”，就是这两个方向，但西王母在汉代文化当中有更深沉、更强劲的影响。
其中有很多和汉代文化有关的迹象。例如在前张骞时代，丝绸之路史就已经有非常密集的文化往来的迹象；至魏晋时代的一些神话里，张骞竟然还会“泛海而行”；一些古典剧目中“博望访星”的主题也是将张骞和海洋联系了起来。又如草原这个词出现得比较晚，但大漠、瀚海这些称谓很早就出现了。我们注意到唐宋诗文中说到瀚海，形容的都是广阔、平坦的地貌。再如中原文物当中的骆驼形象，我们知道在汉宣帝的平陵的一个陪葬坑，初引起轰动的就是发现了骆驼的骨骼，这是中原地区最早出土的骆驼骨骼，当时中原人不大能够见到骆驼的，仅仅是达官显贵作为宠物饲养的珍稀动物。
西域地方有很多部族联盟非常善于经营商业，所谓的“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很多文物资料也能证实西域的商人有活跃的表现；而南海航路在《汉书》当中已有非常明确的记载，形成了成熟的交通链路。虽然“苦逢风波溺死”有很大的风险、航行的时间也长，到达斯里兰卡要走二十二个月，但这条航路依然繁忙证实这种贸易的收益是可观的，商人们愿意冒此风险求得利益。秦人在交通建设方面有着非常突出的贡献，是把全国各个地方连通起来，形成快速的道路交通网。很多博物馆的陈列、通俗读物都告诉我们，当时交通网的形成是以咸阳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的格局，我是不同意这种说法的。至少有这样两条道路：一个是北边道，就是沿着长城防线的道路；另一条是并海道，沿着海岸的道路。帝王的车队可以通行无阻，但都不是以咸阳和长安为中心向外辐射的。我们注意到这两条道路和对外联系的草原通道、海洋通道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二、刘秀的战略抉择
接下来讲一讲刘秀的战略抉择。汉代分为西汉和东汉，执政中心从长安转移到洛阳，需要注意两汉之间的历史风格变化。汉王朝对外联系的两个方向共同受到重视，丝绸之路的草原方向和海洋方向使得中原社会对这两个方向予以关注，认为这是维护帝国安全，强化帝国文化威视的非常重要的基点。但是，在东汉初年西北方向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忽视，《后汉书》记载西域时代的形势发生了变化，鄯善王上书请求朝廷派出都护，否则抵挡不住匈奴的强势影响，刘秀的回答是：“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就在刘秀放弃西域方面的军事优势和外交优势的时候，东南方向是取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表现就是马援去远征越南，打到交趾之后又到越南中南部。西北方向消极而东南方向积极，这样的一个变化其实值得我们思考。
两相对比之下，其实东汉王朝对东南方向有更多的重视，两汉之际大规模的移民是朝着东南方向进行的。我们在汉代有两个比较准确的全国户口统计资料，一个是公元二年，另一个是公元一百四十年，这两个数字相差一百三十八年，但江南地方的户口增长速度非常之快，很多郡国增长到百分之五六百，最多的增长到百分之九百多，一百三十八年的时间，如果不是大规模移民的话不可能有这个速度。那个时期全国经济重心其实已经开始向东南方向转移，都城从长安迁到洛阳也是一个迹象，东方的经济影响力上升了，其实王莽就曾经想把都城迁到洛阳，有过这个讨论和计划但没有来得及进行，刘秀把都城从西方迁到东方，当时对东南方向的高度重视和全国的经济文化形势的变化有着一定的关系。
三、“宜西北万里”与“西北边”的地位
不过，如果我们从全社会来讲，不是从某个帝王的判断和主持制定的政策来讲，整个社会对西北方向是高度重视的。西域本来是长期由匈奴控制的，汉武帝时代以后，汉王朝的影响逐渐扩展到这里，对于世界史来说是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来看一件东汉的铜镜，湖北鄂州出土的，里面也说到东王父西王母的说法，对于西北方向特别看好，夷西北万里，可以富昌常乐，当时人们认为这个方向对于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对于个人来说，要想建功立业，取得自身的发展，实现自身的价值，这个方向也是非常重要。我们看班超的表现就可以知道，确实是在这里建立了功业。
讲到边疆和民族问题，北边和西边说的是最多的，当时社会心里有着“宜西北万里”的进取方向，体现出当时社会的英雄主义、开放态度和进取精神，对西域的进取、经济开发、文化联系，是以军事力量作为条件的。当时曾经“举国奉师”，这是汉王朝整个历史上的主体精神。西域经营是汉代国家战略的一个重心，讲到汉武帝时代成就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解决了很多边疆和民族问题，列举的都是西北方向，不同的部族联盟和早期国家都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接受了汉王朝的领导。
四、西域用兵“举国奉师”
汉武帝时代的“四夷服”代表着当时的人们所表现出的文化自信，对四个方向的进取。如果我们把这些方向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东南方向对福建、两广用兵，导致江苏、安徽这些地方承受经济压力；“开路西南夷”，导致四川民众的负担更沉重；彭吴贾灭朝鲜，“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最后说到北边和西北跟匈奴作战，“天下苦其劳”。前三个方向都是局部地方民众遭受苦难、经济生活遭受干扰，而对匈奴和西域的进取则是牵动全局的。
边疆的地方控制、地方管理和内地是不同的，北边郡和内郡分成两个部分来说，管理方式也不一样，二者形成了对应关系。如《汉书·成帝纪》中讲到：内郡国向中央推荐“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北边二十二郡则“举勇猛知兵法者”。中央对西域设置专门的官员进行管理，包括专门的官职机构。刘秀是派马援用兵越南、进军交趾，但并没有看到为南海设置专门的官员，区别还是很鲜明的。整个东汉仍然表现出对西域的高度重视，西域经营是汉王朝行政管理的长期重心，也是汉人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确定的历史贡献。
五、“西域”基本史料与“西域”名义
西域经营涉及到军事史、民族史、边疆开发史，所以我们要做有意义的说明，就要理解这个基本的历史对象。关于西域，我们注意到有些汉代之前考古资料、图像资料，还有《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都有重要记载。围绕西域语汇进行的一些讨论，如《辞海》《汉语大词典》《中国历史地名大词典》中都有说法，当时的中国和西域并不重合，西域就是西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我们看到敦煌文献中还出现过西域和东域和北域并列。这些对我们真切理解“西域”的语义有所帮助。
季羡林曾经提出：历史上唯独一个地方汇聚了古代四大文明的地方就是西域。我们对西域的研究、理解和说明是有世界史意义的，我自己作为一个秦汉史研究者，在这方面做的工作还相当有限。考古学者告诉我们，西方的青铜文化带着小麦、绵羊和冶金技术，赶着马匹进入新疆，继续向东传入甘肃；黄河流域的小米也传入新疆、远播中亚，这种交互传播的通道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丝绸之路”，实际上这种文化的交往、碰撞和融合，早在张骞之前很久就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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