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中国历史研究院 

　　今天我把自己近些年在新疆考古工作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对历史文化现象的认识跟大家作个汇报。 

　　首先，新疆丝路地位的唯一性。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和世界其他文明区域沟通的通道，而新疆是丝绸之路亚欧大陆古代陆路交通方面的唯一通道地区。新疆的唯一性地位是由亚欧大陆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从地形图可以看见，帕米尔高原以南：喀喇昆仑-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澜沧江-湄公河河谷、热带丛林等天险阻遏了亚欧古代大规模的陆路东西方向人群迁移与商贸物流活动。东亚与亚欧大陆地区的沟通从南向北看，只有帕米尔高原通道和昆仑山北缘通道成为亚欧大陆中部南端的唯一大通道。再向北，天山、阿尔泰山这两个东西走向的大山脉自然成为第二、第三大通道地区。阿尔泰山以北则是酷寒的西伯利亚寒区落叶林与沼泽分布带完全不适宜亚欧大陆古代人类大规模东西向往来。如此一来，亚欧大陆中部地理区域，只有古代新疆是唯一能够自东西方向沟通中国与其他文明区域的通道地带。 

　　为什么会这样？新疆地理条件虽然也是大山、大河、大沙漠，但可以完成大规模的人流、物流通过，不像喜马拉雅山、澜沧江、湄公河那样无法通行。抗战时期的滇缅公路与驼峰航线所体现的就是昆仑山以南不便于大规模物流运输的情况。而抗战是从印度方向向中国内地运输抗战物资还有一条帕米尔驼队路线，走的就是这边喀喇昆仑与昆仑通道。 

　　从新疆的的地理区位和环境条件看，除了便于通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正好位于旱作农业带上。往东直接到内蒙古和东北辽河流域，早期的如红山文化等都是从这些地方开始的，这些地方也是中国早期旱作小米种植的发生区。沿天山和昆仑山往西至兴都库什山、伊朗高原、西亚两河流域，再往西就是东非、北非。 

　　人们说张骞“凿空”是丝绸之路的开始，这在考古学的角度看是可以商榷的，丝绸之路应该是在人类文明早期成果发生交流的同时就开始了。人类文明的早期成果以什么为代表？陶器的制作、粮食的种植还有牲畜的驯养。东亚早在约1万年前，已经开始了小米、水稻的种植，狗、猪的驯养；西亚两河流域、包括地中海个别地区，则是小麦、大麦的种植，羊和牛的畜养。从考古学资料看，两者时间上的差距是可以忽略不记的。 

　　我们说文明交流的态势是丝绸之路通向东亚的中国，中国的早期文明对人类文明的开始而言既是一个高地、也是起点，这就决定了丝绸之路具有中国文明的原生性。同样的丝绸之路原生性，也与西亚两河流域地区息息相关。 

　　先说农作物的传播。比如鹰嘴豆在西域的名字从元代甚至再往前都是一个词Nukut，至今变化不大。这就是物种传播顺带了名称流传，类似这种语言学的现象可以举出很多。距今4千到5千年，东西方文明早期文化成果全覆盖的传播就已经完成了，可能在更早的6千到7千年前，这些东西就已经在局部区域传播了。至于为什么会完成这样大规模的各区域文明文化成果传播，以及全球范围文明成果全方位的形态转换？原因也很简单：出现了革命性的工具变化——马的驯化和使用。 

　　新疆在东西方通道唯一性上的禀赋，还体现在当地人的血缘关系，即分子考古学视阈下DNA的情况。这里就涉及到所谓维吾尔人的问题。9世纪之前，不论是考古出土文物还是语言学资料，都没有证据能证明塔里木盆地受到过突厥语的明显影响。90年代给著名的楼兰古尸做基因检测的时候，复旦大学方面就提出她的主流基因是东亚人群，最新的研究更加肯定了这一点。再如小河文化，学术界之前的定论是来自北方草原的一群人，背着北方草原的用具、带着北方草原的文化，顺着孔雀河走到罗布泊，定居了下来。而DNA检测结果证实他们7千年左右就在小河了，这无异于是一个大反转。 

　　体貌体征直观测量的体质人类学成果主导了之前东方学关于塔里木盆地居民来源的研究，当然也设计中亚其他地区。关于新疆早期人群的研究，从西方探险家进入的19世纪末到现在为止，认为这个区域的人种是所谓的欧罗巴（高加索）人种的观点一直主导着国内外学术界。实际上，塔里木盆地古代居民，就如同DNA研究表明阿尔泰语人群没有共同的起源那样，证明阿尔泰语系各语族人群的父系遗传结构有重大差异，这可以被称之为分子人类学共识性的学术成果。 

　　有一种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沿新疆塔里木盆地和天山南北往东，东亚人群的基因比例趋高，往西则是趋低，这和丝绸之路的人群融合是关联的。汉族人、蒙古人和哈萨克人都有各自人群主体基因的较大比例量，表明他们处于相对稳定的区域内，流动性较弱。同样的情况在青藏高原上也能看到。形成反面对比的是维吾尔人和乌孜别克人，他们的基因色块混的很漂亮，说明他的血缘混杂成分相对而言较为多次数和多人群，这就反映出了通道的使用频次和重要特性。维吾尔所在的塔里木盆地与乌孜别克所在的阿姆河与泽拉夫善河流域地带都是重要的丝绸之路通道，所以会形成现在这样一种基因图谱上的多色彩变化，这就从多人群融合混居的层面表现出古代西域区域作为丝绸之路唯一性通道的重要性，新疆也完全具有这种特点。河西走廊或许也有，但它不是唯一性通道，因为可以直接往东走进入蒙古草原，这样河西走廊的唯一性就不成立了。 

　　关于文化共祖的表述，近年来我一直在关注一个问题：昆仑到底是什么意思？天山又是什么意思？天山在当地的少语的翻译里面，叫tangri（音），实际上从文献记载和西方学术界最早的研究来看，这个山脉基本是用汉字音译或者就是汉字天山来称呼的。关于昆仑的研究和相关的观点，现在学术界有各种讨论，但有一个趋同的意见：昆仑基本词义讲的就是天，天这个词突厥语里面叫Kun，在满语中叫Kundurun，跟昆仑很接近，我怀疑昆仑很可能是早期阿尔泰语系的词被汉语借用。昆仑早期在中国各个地方都有，历朝历代祭天的明堂就叫昆仑，最早的祭天祭坛圜丘建筑在红山文化遗址就已出现，那是5-6千多年的东西。这样的圜丘土包也被称之为昆仑，后来专指中国最大的山以及中国文化的象征性的符号。天的崇拜和文化关联可以导出一个“天命观”，天命再延伸下来是“天下观”，是关于世界和政治组织和国家群体的早期认知，我们和西方最不同的是就是“天下观”文化。 

　　昆仑有逐渐西移的过程，最后确定在新疆是汉武帝时。《史记·大宛列传》载：“汉史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名河所出山曰昆仑”；《汉书·西域传》载：“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昆仑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昆仑在西域，说明西域之于中国文化的重要，这种重要到了比拟国脉的程度。昆仑有天命的含义在里面，而天命是上天授予的（上天致命于人）。此外昆仑出玉，还是黄河起源，这几大要素把中国文化很重要的东西都归结到西域来，西域和中国就是一家，就是天下所在。 

　　现在很多人说左宗棠收复了新疆，其实是左宗棠收复了西域，那时没有新疆，收复西域之后才设了新疆省。晚晴为什么在南疆北疆全丢了以后，倾全国之力收复西域？原因就在西域的山是通天的，是负载天命的，神山崇拜中象征性的东西都在西域，地标性的东西都在西域。由此上推，从汉代匈奴“撑犁”一直到历代关于“腾格里”的崇拜，包括匈奴、乌桓、契丹、鲜卑、蒙元、满清一脉相承，满清开国努尔哈赤的第一个年号就是“天命”。我们在新疆治理尤其是文化润疆方面，在筑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方面，腾格里崇拜和天命崇拜是东亚地区广普性、根源性的文化，这就是文化共祖的表现。 

　　下面再讲一下我个人观察到的新疆生活习俗。早期的崇拜神是太阳、天，汉语的天在蒙语或者阿尔泰语系指的是腾格里，这是最高意志。西方的至上神是具像的，东方的至上神是相对抽象的，但它又无所不能，这是东西方的差别。 

　　有一次我们和新疆文联副主席、也是一位哈萨克作家一起开会完吃手抓肉，她问我烤羊头上的十字符号是什么意思？我说这就是太阳崇拜，十字代表着太阳，这涉及到太阳崇拜和天崇拜，而天崇拜就是腾格里崇拜，天崇拜就是我们的天命，和腾格里是一回事，属于至上神和最高意志的问题。 

　　再如在塔里木盆地，大家洗完手不甩而是抹一下，这不是文明程度高或环境友好意识早，而是文化禁忌：水代表着圣物，和拜火教里面的火都是最重要的东西，拜火教中七大圣物最大是火，其次就是水。绝对不是。甩手的话，在新疆绿洲地带，我问了一些人，他们说这是要倒霉的。为什么倒霉？水在过去的传统文化主要是拜火教文化（祆教）里，水是神圣的（还有一系列圣物与禁忌），不能亵渎。亵渎以后要倒霉的，然后要做一系列的宗教仪式去弥补。为什么甩手会倒霉呢？手上的水甩出去以后可能会甩到不洁净的物体上，比如说粪便、尸体，手上的水珠甩出去以后，这就是大的不敬。而类似的东西体现到我们生活中，大家看上去好像是民俗风情里区别的一个习惯，但是背景里是共性的，早期对天、对人类生活中最依靠的一些基本的宇宙或者世界里面最基本的物质的尊重。往上说，这个东西的出现至少是三千年，新疆的考古遗址，包括我自己挖的拜火教遗址都有展示。 

　　又如对白的崇拜，就是对光的崇拜。拜火教尚白，拜火教徒的祈祷手势和穆斯林的祈祷手势完全一样，这种手势我的解释是因为他面向圣火。像刚才的水一样火更是不能被亵渎的，摆出特定的手势就是要把自己的不敬行为规避掉。拜火教教徒祈祷的时候面对的是圣火，火是神圣的，是不能亵渎的，信徒面向火祈祷的时候，口腔的飞沫、呼吸的气息会接触到火，不洁净的东西接触到火就是禁忌，会倒霉的。所以拜火教包括后来的摩尼教和明教也叫仪轨宗教，非常多的宗教仪轨，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宗教禁忌，这个仪轨其实就是最大的文化禁忌。所以一般老百姓祈祷的时候，面对圣火，两个手要挡住自己口鼻呼吸飞沫和圣火的接触，这就是这个手势的来历。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学术观点，也是一家之说。另外还有口罩，这是早期拜火教祭司的用品，传承至今。拜火教祭司是火神的奴仆，要为神服务，同时要为教徒服务，两个手是要工作的，不能用来遮挡面部。工作中怎么办呢？就弄个口罩，把自己的口鼻蒙上，因而最早的口罩因此诞生。伊斯兰教的有些仪轨类东西是从拜火教过来的，当然又做了一些取舍。 

　　2011年的时候，我们在瓦罕走廊的山口立了一个碑，当时想做一个文化主权的声明，因为整个帕米尔高原没有中国文化主权标志性的东西，来说明古代中国和这个地方的频繁关联。因而，我们在瓦罕走廊山口位置给求法高僧法显、玄奘、传法高僧安士高、大唐将军高仙芝和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各立了一个重达几十吨的花岗岩碑。 

　　新疆是亚欧大陆一个人文交流的周接区域，更是交通通道唯一性的桥梁，这样的区域跟亚欧大陆各古代文明区域文化血脉关联。因而，新疆是一个和全世界古代文明区域核心都有亲属关系的地方，这样的文化背景是一种“极限资源”，是其他任何地方不可比的。怎么把这种东西转化成新疆的旅游资源或是文化产业资源，就又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