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边疆的几个问题

主讲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特聘专家  李治亭研究员 

　　2021年3月26日下午，中国边疆研究所在中国历史研究院远达厅举办“中国边疆学讲坛暨新疆智库讲坛”2021年第6期。本期讲坛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特聘专家，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原所长、研究员李治亭先生作主题为“清代边疆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孙宏年副所长主持报告会。中国边疆研究所全体成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部分师生等参加了此次报告会。 

　　报告包括四部分内容：一、边疆研究学术史和现状，二、清代大一统理念的重大发展，三、破华夷之辨和华夷一家，四、废长城，合内外疆土为中国。 

　　一、边疆研究学术史和现状 

　　改革开放前边疆研究不占有学术地位。当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热点问题上，比如社会性质分析问题，封建社会从何时开始的问题，资本主义萌芽始于何时及对中国有何影响的问题，还有农民战争的性质，即是否反封建的问题。另外就是中华民族的形成问题，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涉及边疆。但当时出现的五部中国通史类著作都没有重点探讨边疆问题。因为当时学术研究的主线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至于边疆问题，当时的基本观点认为边疆问题就是民族问题，而民族问题的实质就是阶级矛盾。边疆和民族问题被纳入阶级斗争的框架，内地的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是主体，边疆的奴隶与奴隶主的阶级斗争则是辅助。 

　　毛主席讲中国的农民战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持续之久为世界史所仅见，其实我国民族战争的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影响之深远，也是世界史所仅见。中国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两大问题：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过去强调农民问题，忽略了民族问题，所以边疆和民族在研究中未占重要地位。改革开放后，边疆问题提上日程，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边疆研究方面，中国边疆研究所发挥了主导作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边疆通史丛书》是建国以来第一部系统地研究边疆史的丛书。至于论文的刊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功劳很大。后来又有“东北工程”上马，2012-2015年间云南大学又出了一套中国边疆研究丛书。边疆研究由此逐渐发展起来。 

　　国家的盛衰兴亡与边疆密切相关，因此边疆研究非常重要。研究边疆问题需要特别注意三个要素：大一统、华夷之辨和长城。这三个要素可以说是解读中国史、解读边疆历史演变的三把钥匙。抛开这三个要素，边疆问题就容易陷入老生常谈，难以解释中国如何从一个商朝都城的称呼，演变到清代，成为一个拥有广大领土、拥有众多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 

　　二、清代大一统理念的重大发展 

　　目前对边疆的理论研究还远远不够。简单地说，中国的历史演变必须用大一统来解释。大一统是个高频词，但用法比较混乱，很多时候都是望文生义。 

　　大一统究竟源于何处？它首创于孔子。《春秋公羊传》开宗明义：“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何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春秋》原文是“元年，春，王正月”，是《公羊传》把大一统解读出来的。另外《礼记》也讲“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所以大一统就是国家的统一，一国不能有二主，反对分裂和割据。大一统的“大”是一个形容词，即全面一统。“元年春”后面加上“王正月”就是为了突出王的至高地位，王在这个月是要发表政令的。 

　　孔子的大一统有个重要缺陷，就是他强调华夷之辨。《春秋》以周王都城为中国，内中国、外诸夏，然后进一步内诸夏、外夷狄。华夷之辨到底辨什么？辨地域、辨服饰，辩文化。秦始皇第一次实现了大一统，实现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的“三同”，这个观念自此延续下来。秦始皇时代与匈奴连年征战，但未提出解决匈奴问题的办法。至汉孝文帝时则说“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南北分治，华夷之辨于此体现。秦始皇开创大一统，汉代开创了长城内外分治。华夷之辨至明代发展到极致，大思想家王夫之甚至说“夷狄者,欺之而不为不信,杀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者也”。 

　　大一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生命线。历史上中国无论分裂多久，最后仍会走向统一。魏晋南北朝分裂了二三百年，最终还是走向统一。这就是大一统根深蒂固的内向凝聚力。所以大一统是一个政治理念、政治理想。得天下，实现大一统，巩固大一统，必用各种措施和手段。另外，大一统与领土大小无关，只要所辖领土实现了全部统一就是大一统。大一统与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也无关，奴隶制、封建制都可以大一统，社会主义也可以大一统。它本质就是国家统一。至于大一统与正统的关系，可以说先一统后正统，实现大一统就是正统。 

　　清代大一统的新发展是什么？在大一统问题上，雍正是个思想家。针对华夷之辨，他提出了“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政治理想。《大义觉迷录》里有很多雍正关于大一统思想的新发展。他说“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还说“既云天下一家，万物一源，如何又有中华、夷狄之分？”又说“九州四海之广，中华处百分之一，其东西南朔，同在天覆地载之中者，即是一理一气，岂中华与夷狄有两个天地乎？圣人之所谓万物育者，人即在万物之内，不知夷狄在所育之中乎，抑不在所育之中乎？”乾隆也曾讲“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即天下不是华夏的天下，也不是夷狄的天下，而是大家共有的天下。  

　　三、破华夷之辨和华夷一家 

　　清代的华夷之辨是民族观念的一个重大变化。社会的变革首先起步于观念的变化，因为观念的变化是社会变革的先声。雍正强调华夷平等，比如三藩之乱时，汉人有勇于牺牲的，满人以逃跑者居多，因此不能以满汉为标准，要以实际行为为标准，各族都是一样的。从入关前皇太极提出“满汉一体”的民族新观念，到顺治、康熙、雍正都讲满汉和谐，强调华夷满汉为一家。在这方面，清代的民族政策确实是有功劳的。   

　　四、废长城，合内外疆土为中国 

　　长城是为了防御匈奴而修建的，但它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是春秋战国时期修的，而是战国时期修的。春秋时期诸侯国修筑城防只是为了互相提防，真正的长城是战国时修的，当时北边的燕国、赵国、秦国离草原近，屡受匈奴骚扰，于是修了长城。后来的万里长城就是把原已存在的燕、赵、秦三国长城连在一起而成，与齐、楚、韩等国无关。至于长城的作用，有人说长城是一个“和平的长城”，又说长城是调节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一种手段，或者是联系中外民族文化的纽带。这些说法都是有问题的。长城确实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但其作用不能美化。 

　　关于“中国”的起源，商汤灭夏时全国有3000余国，到武王伐殷时有1700余国，春秋时剩1000余国，战国时剩10余国。这是《汉书·郡国志》191卷里的记载。商周特别是周朝时始称“中国”，陕西宝鸡发现的青铜器何尊上有四个字“宅兹中国”，记载了周成王营建洛邑、建筑新都的重要历史事件。中国不是一个地理概念，不是一个地理中心，而是政治中心。从内中国、外诸夏而言，外围的诸夏同属一种文化、一个民族，到东周末年就都属于中国的范围。最开始只有商周都城那片地方称为中国，到了第二阶段凡是与周朝文化一体的华夏民族都是中国。但此时中国的地理范围并不明确。第三阶段，秦始皇筑长城，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历代修长城都是为了军事防御，但同时也是华和夷的界线、内外分治的界限。 

　　长城的这种功能一直延续到清朝。康熙三十年（1691），一个总兵报告张家口的长城需要修理，康熙下令不再修理，并在上谕中说“昔秦兴土石之功，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代指蒙古诸部），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认为帝王自古治天下，在德不在险，“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也”。以康熙三十年为标志，长城正式结束了它的使命。从公元前212年修长城，到1691年废长城，共历1903年。 

　　废长城的结果就是，合内外疆土而成中国。清代废长城，出现了三个结果：一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形成，二是中国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三是中国疆域的最后形成。这是清朝的巨大贡献。     

　　我们国家的危亡在于边疆。我们要有家国情怀，也要有危机感，要通过历史研究证明中国是怎么发展来的，讲清楚中国为何这么大、人口为何这么多，证明我们的边疆地区不是抢来的，而是逐渐融合形成的，这些地方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