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绪　论
第一章　先秦至汉中央窖馆建制的萌芽与产生
第一节　先秦时期中央客馆建制的萌芽
一、先秦时期中央客馆建制产生的理论依据
二、先秦时期客馆的性质
第二节　汉代的中央客馆——蛮夷邸
一、蛮夷邸的设置
二、蛮夷邸的位置
三、蛮夷邸内的居住人员
四、蛮夷邸设置的意义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客馆建制的发展
第一节　三国两晋时期的中央客馆
一、三国时期中央客馆的设置
二、两晋时期的中央客馆建制
第二节　南北朝时期中央客馆建制的发展
一、南朝诸政权的中央客馆设置
二、北魏的中央客馆建制
三、北朝其他政权的客馆设置
第三章　隋唐时期中央客馆建制的进一步发展
第一节　隋代的中央客馆——鸿胪客馆与四方馆
一、鸿胪客馆与四方馆的设置
二、隋代中央客馆内的居住人员
第二节　唐代的中央客馆建制
一、四方馆—
二、鸿胪客馆
三、礼宾院及其他
四、唐代中央客馆内的居住人员
五、唐代中央客馆建制的进一步发展
第四章　宋辽金时期中央客馆建制的再发展
第一节　五代时期客馆的设置
第二节　宋代的中央客馆建制
一、宋代中央客馆的设置
二、宋代中央客馆内的居住人员　
三、宋代中央客馆建制的再发展
四、宋代中央客馆设置的意义
第三节　辽代的中央客馆
一、辽代中央客馆的设置
二、辽代中央客馆内的居住人员　
三、辽代中央客馆设置的意义
第四节　金代的中央客馆
一、金代中央客馆的设置
二、金代中央客馆内的居住人员及其接待与管理
三、金代中央客馆设置的意义
第五章　元明时期中央客馆建制的基本完备
第一节　元代的中央客馆——会同馆
一、元代会同馆的设置
二、元代会同馆内的居住人员　
三、元代会同馆设置的意义
第二节　明代的中央客馆——会同馆
一、明代会同馆的设置
二、明代会同馆内的居住人员　
三、明代会同馆接待及管理制度的基本完备
四、明代会同馆设置的意义
第六章　清代中央客馆建制的完备及其衰落
第一节　清代的中央客馆——会同四译馆
一、会同四译馆的设置
二、会同四译馆的位置
三、会同四译馆内的居住人员及其接待与管理
四、会同四译馆设置的意义
第二节　清代的中央客馆——内馆、外馆
一、内馆、外馆的设置
二、内馆、外馆内的居住人员及其接待与管理
三、理藩院下属其他馆舍的设置
第三节　清代的中央客馆——俄罗斯馆
一、俄罗斯馆的设置
二、俄罗斯馆内的居住人员　
第四节　清代晚期中央客馆建制的衰落
主要参考文献
后　记

 绪　　论

一

　 本文所讨论的中央客馆制度是指历史上周边四夷朝贡使节(包括今天意义上的边疆民族及外国民族)进入内地所建王朝(包括统一的中央王朝和分裂割据时的诸王朝)的京城后，各朝政府为接待与管理他们所设立的中央一级的馆待场所，或说所建立的中央一级的馆待机构与馆待制度。中国古代中央客馆制度的建立，集中反映着中国历史上内地与边疆、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地方、中国与外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交往关系，以及中国古代处理这些关系的观念基础，即所谓的“华夷之辨”及“用夏变夷”。
中国古代自先秦始迄于清王朝，在“华夷之辨”及“用夏变夷”的思想基础上，各朝各代均与周边四夷展开了多方位的联系与往来，其中周边四夷向内地各王朝朝觐．即是双方往来的主要方式之一。周边四夷向内地王朝派遣的朝觐使节，在进入各王朝的京城后，各朝政府即给与来朝觐的使节居住、饮食、赐物等等方面的接待与管理，各方面的接待与管理也逐步呈现出制度化的特点。中央客馆制度从实质上讲，是在中国内地建立的各王朝对周边四夷贡使接待与管理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对入朝四夷使节馆舍方面的接待与管理。
居于中央客馆中的人以汉文文献上所记载的“贡使”为主体，兼及入朝的边疆及外国民族的首领、以贡使名义进人的商人及在京城入侍的质子，等等。内地政权分裂割据时，客馆还用来接待诸割据政权间往来的使节。之所以以客馆命名这一馆待场所，一在于周边四夷首领、贡使等进入内地王朝的京城后，各朝一般将之视力藩客，而以客礼待之。如《汉书》卷8《宣帝纪》载，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冬十二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愿于来年正月入朝，汉宣帝下诏议接待礼仪，诏曰：“今匈奴单于称北善臣，朝正月……其以客礼待之，位在诸侯王上。”二在于这一场所的专职管理人员一度归于客馆令，如三国魏有客馆令，刘宋有南北客馆令，齐梁陈皆有客馆令巫。同时文献记载也有将这一馆待场所直接称为客馆的情况，如《晋书》卷9《孝武帝纪》载，太元十三年(388年)冬十二月乙未，“大风，昼晦，延贤堂灾。丙申，螽斯则百堂、客馆、骠骑库皆灾”。由此可知东晋时，即将这一馆待场所直接称为客馆。但并不是历代所有这类馆待场所均称为客馆，而是各有专名，如汉称蛮夷邸，前秦为来宾馆，北魏为四夷馆，隋唐为鸿炉客馆、四方馆，宋为都亭释、都亭西驿、礼宾院、怀远驿、同文馆，元、明为会同馆，清为礼部下属的会同四译馆及理藩院下属的内馆、外馆、俄罗斯馆，等等。无论具体名称如何变化，其馆待边疆与外国民族使节阶性质类同。本书为便于命题，统一称为客馆。以中央客馆名之，则在于地方驿站中所置的馆舍有时也称为客馆。如《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上》载：“光武乃自称邯郸使者，人传舍”，李贤注传舍曰：“客馆也”。边疆民族及外国民族入京朝贡，所经沿途均有释馆馆舍的接待，也称为客馆。本书所讨论的客馆不包括地方释馆的情况，而是涵指边疆及外国民族使节进入内地各王朝的京城后，各王朝于京城所设立的中央一级的馆待场所，放以中央客馆名之。
中央客馆建制从先秦时萌芽至鸦片战争后逐渐衰亡，制度本身有着强烈的继承性，根源于这一建制的思想基础及相应而生的制度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自先秦始，已然形成的“华夷之辨”及“用夏变夷”的思想，及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形成的四夷朝贡为主体的华夷关系体系，中国古代各朝均有所沿袭并在制度方面日渐严谨.中国古代各项制度往往在贯穿于“礼”的形式下得以实施与实现，“华夷之辨”、“用夏变夷”思想及朝贡制度是中华礼乐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四夷来朝，即为“宾礼”的主要组成都分。礼仪制度与礼仪形式，在儒家思想治国的中国古代，有着顽强的生命力。甚至于本被视为“夷狄”的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王朝后，也对华夏传统礼仪制度多有沿袭。如辽、金、元、清诸朝，均为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这些政权的建立者，虽出身“夷狄”，但在入主中原之后，对儒家思想的尊祟、华夷观念及礼乐制度的承袭，均不亚于汉族所建立的各代王朝。如《辽史》卷104《文学下•刘辉传》载，辽太子洗马刘辉，“寿隆二年，复上书曰：‘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且宋人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上嘉其言，迁礼部郎中。”又如《金史》卷4《熙宗纪》载，金熙宗皇统元年(1141年)二月戊子，“上亲祭孔子庙，北面再拜。退谓侍臣曰：‘联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自是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元史》卷17《世祖本纪十四》也载：“世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从中均可见对儒家思想的尊祟及华夷观念的继承。另如《清史稿》卷99《乐志六》载，清乾隆五十五年(1J790年1，高宗八旬万寿，作《庆隆舞乐》十八章，其中第十一章“藩王部长咸来宾，遇荒重译职贡陈。依光慕化同等亲，赤子之慕中外均。”第十二章，“安南国王趋阙廷，鞠 忭舞祝亿龄。宠以冠带列翰屏，声教远暨海国宁。”第十三章，“缅甸来庭，宠膺纶诏。颁印锡封，永绥炎徼。”第十四章，“生番向化，倾心太平。恩浃肌髓，威畏惟诚。”也可见将四夷来朝作为中华礼乐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都分而加以继承。“华夷之辨”、“用夏变夷''思想及礼乐制度的顽强生命力，是中国古代中央客馆建制得以一脉相承、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国家秩序”，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的以朝贡为主体的华夷关系体系开始逐渐崩溃，与此相应，中国古代建立在“华夷之辨”思想及朝贡制度基础上的中央客馆制度。也走向了衰落的历史过程。
中央客馆在一定程度上并不仅仅是周边四夷使节居住的地方，各朝政府往往在此与来朝的四夷使节进行贸易，从这个角度讲，中央客馆还是各朝政府与周边各族、各国使节进行经济交往的场所。此外，中央客馆还是周边各族、各国使节了解华夏礼仪文化的场所之一。各朝政府对入京周边四夷使节的接待与管理往往贯穿于各种礼仪形式之中得以实施与实现，礼仪即是制度的外在表现形式。至唐时，五礼具备，自此后，各朝政府对周边四夷朝贡使节的接待即为“宾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王朝治边与外交事务中占据有重要的地位。中央客馆制度作为接待与管理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同样贯穿于一定的礼仪形式之中。中央客馆中举行的迎接、慰问、筵宴等活动，有着严格的礼仪形式的规定，同时，四夷使节入朝时，又往往需要在中央客馆中提前练习礼仪，因此，中央客馆成为周边各族、各国使节了解华夏礼仪文化的场所之一。中央客馆的建立及相应而生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边疆民族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并加强了中央政府与外国民族间的对外友好关系，同时又对中央政府与各民族的关系起着约束、规范的作用。中央客馆制度从建立至衰亡，历经二干余年，有着一定的历史意义与历史作用。
中央客馆的设置，实质上是各朝政府在京设立的实施边疆管理与对外交往的场所与机构之一。对中央客馆制度进行论述与考证，实际上是对各朝政府所实施的边疆民族政策、对外政策与所建立的边疆民族管理机构、对外交往机构做的一个个案的分析和由“点”至“面”的研究。对它的研究，也因此被纳入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对外政策及边疆管理机构、对外交往机构的研究体系之内。本书通过对中央客馆制度这一具体问题的研究，在把握中国古代中央客馆制度自身发展的历史过程的同时，透视出中国古代边疆民族政策、对外政策及边疆民族管理机构、对外交往机构发展的一个方面；进而明确中国古代各朝政府如何通过中央客馆制度的建立，增强了边疆民族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并加强了中央政府与外国民族间的对外友好关系，从而为现实起到一定的借鉴与指导作用。
中国古代自西汉始已经创立，直至清代晚期才废止的中央客馆制度，从产生、发展、完备，直至衰落，有它自身的发展历程。从大的方面讲，对这一制度的演变历程的研究，是对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对外政策、边疆管理机构、对外交往机构做具体入微的研究；从小的方面讲，对有关各朝各代所设置的中央客馆进行具体的论述与考证，是对各朝各代断代史的补充与丰富，有助于我们了解各朝政府边疆管理与对外交往发展的一个方面。该题在系统研究方面目前尚属空白，具体到某一—朝代的中央客馆，也有许多学术界尚未关注之处，值得予以充分的重视和关注。
本书研究所依据的资料，包括历代所修正史、编年体史书、会要体史书、典章制度类史书、方志、笔记小说、文集、类书、碑刻、明清档案和一部分考古资料，等等。本书的研究充分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如黎虎先生《北魏四夷馆》、赵令扬先生《记明代的会同馆》、蔡鸿生先生《(朔方备乘)俄罗斯馆纪事补正》等文章，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与此论题相关的一些论著，如赵云田先生著《中国古代边疆管理机构沿革史》、马汝珩先生和马大正先生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黎虎先生著《汉唐外交制度史》、吕宗力先生主编《中国古代职官大辞典》、安作璋先生著《秦汉官制史稿》、蔡鸿生先生著《俄罗斯馆纪事》等等，也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此外，还有数量较多的相关古代民族关系、对外关系、职官制度的演变等方面的论文，也为本书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参考作用。

二

 　本书研究为注重中央客馆制度发展的一脉相承性，并保证选题研究的系统性，对中央客馆制度的研究，从时间范围讲，起自先秦，迄于鸦片战争后，重点在于把握中央客馆制度萌芽、产生、发展、完备直至衰落的历史过程。
 　本书对中央客馆制度的研究，只论述内地各王朝建立的中央客馆制度，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如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南诏、吐蕃、西夏等等，当然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但因篇幅之限，不作论述。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的王朝，如拓拔鲜卑建立的北魏、契丹建立的辽、女真建立的金、蒙古建立的元、满族建立的清等等，则在论述范围之内。
  　本书对中央客馆制度的研究，从研究的具体内容上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考证历代中央客馆在京城中的地理位置，中央客馆的机构设置(包括中央客馆的上级管理机构及中央客馆内管理具体事务的职员设置)，中央客馆内居住人员的民族成分，各朝政府对中央客馆内居住人员的接待与管理措施，中央客馆设置的历史作用与历史意义。
本书对中央客馆制度的研究，以中央客馆制度自身萌芽、产生、发展、完备、衰落的历史过程为主要依据之一，分为先秦至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六个时期加以论述。
先秦至汉为中央客馆制度的萌芽、产生时期。先秦时期，随着“华夷之辨”、“用夏变夷”观念的逐渐形成及服事制度与朝觐关系理论体系的确立，为后世中央客馆的产生提供了理论依据。四夷于华夏天子的服事制度及相应的朝觐关系理论体系的确立虽为理想模式，但儒家的这一整套民族观却为后世各朝处理民族关系与执行民族政策奠定了基础。后世周边四夷与内地王朝之间确立的朝贡制度追根溯源即本于先秦时服事制度及华夷之间朝勤关系理论体系的确立。相应的，后世中央客馆产生的理论依据也即本于先秦时华夷胡绷关系理论体系的形成。从这个角度讲，先秦时为中央客馆制度的萌芽时期。先秦时，服事制度及朝觐关系的确立主要是针对诸侯而产生的一项制度，周边四夷也包括在这种关系体系之内，但大多仍处在理想模式状态。因此，推测先秦时，尚未设置有专门馆待四夷朝觐使节的中央客馆。秦统一后，不设诸侯，立郡县，并在京城设有郡邸，同时还设有掌管四夷事务的职官，推测这一时期，已开始设置有专门馆待四夷使节的中央客馆，但文献记载中，尚未发现有实例证明。至汉，四夷使节来朝与诸侯(后改为郡)来朝，已属完全不同的范畴，表现在中央客馆的建制上，文献记载已明确反映出汉时设置有专门馆待四夷胡贡使节的中央客馆，为蛮夷邸，而诸侯(后为诸郡官吏)来朝京师时，则安置于郡国邸。汉时蛮夷邸归典客(汉武帝后改为大鸿胪)管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中央客馆建制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因未有大一统的政权，故中央客馆除具有馆待四夷使节的性质外，还主要用来接待诸割据政权间往来的使节，如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前燕以及南朝、北朝的中央客馆，均是如此。这一时期一些本为“夷人”血统的民族，入主中原并建立政权，仍自以“华夏”自居，而将原本属于“华夏”的各族视为夷”，如北魏将传统意义上属于“夏”的南朝人士也安置于四夷馆内，即为一个极好的例证。这些割据政权各自以正统自居，各政权间来往的使客则互被视为夷狄。这样，传统的夷夏格局被打破，各政权所建立的中央客馆，不仅仅馆待传统意义上的四夷使节，同时也馆待被他们视为“夷狄”的诸割据政权间往来的使节。南北朝时期，则是中央客馆建制的发展时期。一方面表现在这一时期的中央客馆设置，已开始依据国别、族别及使节所居地理方位的大致不同而分别设馆并已有等次之分；另一方面表现在这一时期的中央客馆设置对促进民族融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对后世的中央客馆建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鸿胪(北齐时改称为鸿胪寺，后世沿之)在处理四夷朝觐使节事务上仍占据重要的地位，中央客馆的管理者仍为大鸿胪(鸿胪寺)的属官。魏晋南北朝时期，尚书主客郎也负责处理四夷朝觐使节事务，但其执掌侧重于文书章奏及接对使节方面。
隋唐时期，是中央客馆建制进一步发展的时期。隋唐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与巩固，中原与周边各族的关系在广度与深度上均有进一步的发展，与此相应，中央客馆的设置在多样化方面有所发展。这种多样化的特征，是隋唐时期中央客馆制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表现方面。此外，唐时对四夷使节的接待(中央客馆的馆待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制度化方面较前代有所发展，一方面表现在对四夷藩王及使节的接待已有了明确的等级之分，另一方面表现在唐时对四夷使节的接待有较为成熟的礼仪制度，是唐代宾礼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客馆接待四夷使节也同样贯穿在一定的礼仪制度之中。隋唐时，中央客馆的管理仍归鸿胪寺，鸿胪寺与礼部下属的主客郎中在管理四夷贡使事宜方面形成对口的管理关系。主客郎中行政令，鸿胪寺行事务，一为政令性职官，一为事务性机关，下达上承，职分明确。
宋辽金时期是中央客馆建制的再发展时期。中央客馆的设置在多样化、制度化方面，较前代均有进一步的发展。宋时因与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建立了较为成熟的聘使制度，使节往来频繁，故专设有都亭驿、都亭西驿作为馆待之所，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宋代中央客馆设置的多样化，是宋代中央客馆建制发展的一个表现方面。宋代中央客馆制度发展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宋时对居于中央客馆中的周边各族使节制定了较为规整、细致的接待与管理制度。北宋时，诸馆的管理仍归鸿胪寺，另有礼部下属的主客尚书郎、员外郎也执掌四夷朝贡事务，但二者之职仍有分别，郎官专行文书，寺、监分治事务，对二者之职的区分，概括最为明确。宋时，是寺、监体制逐渐衰落的时期，北宋后期，已屡有并省寺、监之议，至南宋时，并省冗职，鸿胪寺并归于礼部。南宋以后，各朝中央客馆的管理均归于礼部，而鸿胪寺职掌愈见缩小。宋时，即为这一变化的过渡时期。辽、金统治者虽出身于“夷”，但其对华夏传统的礼乐制度仍有继承，贯穿于华夏传统礼乐制度中的“华夷之辨”、“用夏变夷”思想也由此得以继承。相应的建立在“华夷之辨”、“用夏变夷”思想基础上的中央客馆制度也得以沿袭。辽、金在诸京设置有中央客馆。辽、金中央客馆之设，继承了前代中央客馆制度，又对后世中央客馆设置产生了重要影响。元、明、清会同馆之设，即继承了辽、金会同馆之设。辽、金中央客馆制度，对中国古代中央客馆制度起到了传承的作用。
元明时期为中央客馆建制的基本完备时期。元承辽、金之制，也设有馆待四夷使客的中央客馆，名为会同馆。元代不设鸿胪寺，仅置侍仪司，执掌礼仪事宜，与此相应，在处理四夷朝贡使节事务方面，礼部地位重要，元贞元年(1295年)定制，会同馆归于礼部尚书管领。明、清二代均设会同馆，由礼部掌管，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元代之制。元代会同馆之设，也对中国古代中央客馆制度起到了传承的作用。明会同馆之设，沿袭辽、金、元，在制度方面却更加缜密。明对会同馆内居住人员制定了各项规整的接待与管理制度，在细致化与精密化方面有进一步的发展，为中国古代中央客馆制度的基本完备时期。明初时，罢丞相，废中书省，析其政归六部，至此六部各自独立，直接听命于皇帝，部权益重。明时会同馆由礼部下属的主客清吏司掌管，鸿胪寺执掌四夷朝贡使节事务仅限于礼仪方面。
清代为中央客馆建制的完备与衰落时期。清时，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清王朝与边疆民族及境外民族间的关系较前代均有很大的发展。其中，边疆民族事务在清政治生活中占有愈渐重要的地位，清时特设有理藩院，着重处理内、外蒙古及回部、西藏、西南土司、哈萨克、布鲁特诸边疆民族事务。理藩院的设置，是清代治理边疆、管理边疆较前代更为发展的结果，同时，它的设置，又大大加强了清代治边的能力，是中国古代治理边疆民族的一个大的发展。除理藩院外，又有礼部下属的主客清吏司，负责朝鲜、暹罗、缅甸、越南、南掌、苏禄、琉球诸藩属国贡使事宜。机构的多元性，相应也导致了中央客馆设置的多元化。清时有礼部下属的会同四译馆(前身为会同馆，乾隆十三年并四译馆，合称为会同四译馆)，理藩院下属的内馆、外馆、厄鲁特馆、回纥馆等等馆待机构与场所，并专设俄罗斯馆，为馆待来京的俄罗斯使臣、商人、传教士及学生的场所。馆待机构的多元化，是清代中央客馆建制完备的一个表现方面。清时，对会同四译馆内居住的诸藩属国贡使，从贡期、贡道、贡物、朝贡人数、进表、朝仪、赐予、馆饩、赐燕、迎送、市易、禁令、赒邱、拯救等等方面均实施有缜密的制度，为中国古代中央客馆制度完备的另—个表现方面。鸦片战争后，华夷关系理论体系与实践体系逐渐破产，外交事务独立化、专门化，常驻公使的派遣、大使馆的建立，以及晚清时内忧外患，清与周边藩属国及边疆民族间朝贡关系的衰落、贡使制度的瓦解，使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中央客馆制度也走向了衰亡的历史过程。
本书对中国古代中央客馆制度的分期论述，除以中央客馆制度本身的发展历程为主要依据之外，职官制度的变化，也是分期的依据之一。中国古代对边疆民族事务及境外民族事务的处理，是国家内政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处理边疆民族及境外民族事务的机构与职官设置，从根本上讲，是国家职官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必定随着整体官制的变化而有所变化。本书在论述中央客馆的上级管理机构时，即以职官制度的变化为主要线索。秦汉时，九卿分掌中央行政事务，这一时期大鸿胪在处理朝贡四夷的事务中，地位重要，与此相应，中央客馆的管理即在大鸿胪的执掌范围之内。魏晋以后，尚书在处理行政事务中的地位渐为重要。至隋唐时，诸卿寺皆为事务机构，政令则仰承尚书省，此制由隋唐至北宋沿而不改。尚书一系的主客尚书郎、员外郎负责四夷贡使事宜，侧重于行政令，鸿胪寺官员负责四夷贡使事宜则侧重于行事务，一为政令官，一为事务官，上下相承，职分明确。魏晋、隋唐时期中央客馆仍归大鸿胪(鸿胪寺)管理。魏晋时期与隋唐时期有所不同的是，魏晋时期，由尚书分曹治事，隋唐时，则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为尚书省的组成部分，掌管全国行政事务，六部地位渐趋重要。至宋时，寺、监体制开始逐渐衰落，北宋后期，已屡有并诸寺、监于尚书省各部之议。宋室南渡后，并省冗官，鸿胪寺并归于礼部。宋代，实为六部取代诸卿寺而执掌行政事务的过渡时期。元明清时期，九寺常阙，中央行政事务中的地位被六部所取代。元时，中央客馆的管理已归于礼部尚书。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罢宰相、废中书省，祈其政归六部，至此，六部各自独立，直接听命于皇帝，地位更崇。中央客馆的管理即归于礼部下属的主客清吏司。清沿明制，会同四译馆亦由礼部掌管。
此外，本书对中央客馆制度的分期论述，还以某一时期的特点作为分期的依据之一。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与汉代，中央客馆的管理虽均归于大鸿胪(鸿胪寺)，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客馆所接待的不仅仅是入京朝贡的周边四夷使节，这一时期，因传统华夷格局的打破，诸割据政权间往来的使节也是中央客馆内的主要居住人员。基于这一特点，本书将魏晋南北朝与汉代的中央客馆建制分作不同的章节进行论述。又如宋辽金时期，诸政权间建立了较为成熟的聘使制度，中央客馆也同样用来馆待诸政权间往来的使节，因此，宋辽金时期也单作一章进行论述。再如清代，会同四译馆的上级管理机构与明代会同馆相同，在制度方面也多沿袭明制，但清时，治理边疆民族较前代有了很大的发展，理藩院及下属诸馆的设置，是清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的具体表现，因此，清代亦单作一章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