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到中国的边疆学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吴楚克 教授 

　　近期中国边疆研究所“中国边疆学讲坛暨新疆智库讲坛”第十七期顺利举行。本期讲坛邀请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吴楚克教授做题为“从马克思的国家观到中国的边疆学”的主题讲座，中国边疆研究所副所长孙宏年研究员主持讲座。中国边疆研究所全体成员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部分师生现场聆听讲座，并与吴楚克教授进行了交流。  

　　吴楚克教授的讲座主要包括以下三部分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二是从社会分工谈对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解；三是何谓中国边疆学。  

　　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  

　　马克思的国家观立足于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立场，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社会必须是用丰富的物质文明改造人性中的自私本能，然后才能建立起来的，正因为如此，共产主义思想和精神的建立也必然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建设和扩大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雷锋精神就是先锋队共产主义精神的代表。这只能靠强大的物质力量而非说教，所以共产主义是要完成人性的自我完善，所以马克思提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才能解决物质的问题。  

　　如果我们完整地看待马克思，就会知道他所追求的目标是纯粹的，他的一生都在为此而付出。马克思一辈子没有为权利、金钱或者官位而弯腰低头，他的政治理想就是要建立一个人人都是共产党员的国家。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是人类精神发展的一个超前亮点。马克思１９岁哲学博士毕业，他之所以能够超越康德、黑格尔，只有立足于人类社会实践发展的高度来完成。马克思自己对此非常清楚，所以他说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在于理论而在于实践，在于革命和变革，这也是为什么有人把马克思的哲学称为实践哲学的原因。  

　　二、从社会分工谈对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解  

　　我们从马克思的分工理论看中国的民族问题，因为中国的边疆和民族地区是重合的，不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而想厘清中国的边疆问题是不可能的。  

　　从分工角度理解民族问题，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先进和落后民族之分。按照马克思的国家观来看，先进文明和先进民族对落后文明和落后民族必然的融合作用是不可克服的。  

　　三、对中国边疆学的思考  

　　第一，怎么界定边疆。首先，边疆是动态的，是国家政治的延伸，随着国家、民族的变动而变动。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边疆的变动肯定是越来越扩展的，这种扩展除了现实边疆和文化边疆以外，更是民族力量的放射。中国这么大的体量，一定要打开思路，从哲学理论的高度、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角度去理解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未来，这才是我们的边疆。  

　　第二，不能用“形态想象”来代替边疆本质。在调研中我们常会把边疆固化为某个对象，这就会导致我们的研究视野受到束缚。实际上，边疆的实质还是在中心，中心控制着边疆，所以如果我们不对内政有充分的了解就去研究边疆，那就舍本逐末了。  

　　第三，不能用边疆的特征来代替边疆的本质。我们现在思考边疆问题最容易进入的就是特征性思维。新疆、西藏、内蒙的特征都非常明显，但特征不是本质，如果仅仅止步于边疆特征的话，我们就丢掉了边疆范畴的普遍性，就无法建立起边疆真正的范畴体系。

  第四，只有把中国边疆学本身的理论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才会对边疆的“元问题”有所深入。元问题是边疆产生的现实问题而不是历史问题，就是我们现在面对边疆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我认为边疆学必须是应用的，中国边疆学更是一个应用学科、交叉学科。“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的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这句话的核心其实是“政治容纳力”，其宏观含义是指接受一种新制度和改造一种旧制度时，一个民族社会分工水平的接受和改造能力达到什么程度。马克思讲的社会分工的核心是民族的发展，但表现在边疆学的意义里就是政治容纳力，即社会分工越发达政治容纳力越强。  

　　第四个要解决的问题是民族地区的发展以什么为主？边疆地区经济落后的地方有很多，我们是保护某个民族的所谓“原生态”，还是让这个民族尽快跟上社会分工的发展？其实，历史告诉我们所有的民族最终都要跟上社会分工的脚步，只不过是早晚先后的差距。边疆地区的稳定发展靠什么？必定是要把这个民族引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分工领域。要长治久安，就必须让这个民族跟上社会分工。与此同时，边疆地区的民族既要促进发展又要维护团结，这是边疆研究最核心的问题。民族不是永恒的，永恒的是民族不断发展变化，繁荣与减灭并存，民族的文化更是如此。要界定民族文化与建设中华文化的关系。过去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和特征论述不充分、不清晰，现在情况已经改变了，少数民族文化当然要保护好、宣传好，同时更要向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方向推进。 第三个要解决的问题是分工真正代表了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水平。像中国这样“全面的分工”社会全世界独一无二，分工展示的是这个民族在自然时所能爆发的所有生产力。可以说只有大的民族——其民族人口能有效的参与所有社会分工，这个民族才处在社会分工的前列——这个时候民族之间才可以是真正平等的，否则就是事实上的不平等。分工对民族来说，分工越广泛、越完善，标志着这个民族越先进。 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是马克思认为每一个人都在自己出生的社会物质基础上扩展着自己，而社会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不断扩大分工并让分工不断进化，这就是社会生产的必然选择，也是社会生活的自然淘汰。分工是一个社会网络，这个网络就像是一个金字塔型，每个人都在其中不断被筛选。 如果我们了解马克思这位伟人的思想发展，我们就会意识到苏联“十月革命”的问题在哪里，即没有完成资本主义高度物质文明对人性的改造，这种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超前行动”是日后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实验版本，是一个背离了马克思国家观、在一个不具备社会主义物质和革命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实验班”。中国共产党能够有今天的成就，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参照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真正意识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毛泽东时代的新民主主义阶段，邓小平时代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习近平时代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都是充分认识中国社会的实际和特点，不断改革开放，发展和完善中国道路的成功范例。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目前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我们边疆学的研究就处在这个水平上，从研究环境、基本方法以及科学精神这三方面而言，都需要我们做出相应的改变和提高。 目前中国的学科目录里面还没有“中国边疆学”一级学科，我们也还未拿出一本系统的《中国边疆学原理》或是《中国边疆学概论》。当然现在的形势非常好，随着国家的发展，党和国家急需一个新的理论，需要让人们意识到当代中国边疆跟过去的边疆防卫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都在成立中国边疆研究的相关机构，这正是边疆学发展的好时机。 最后，关于重构边疆学的目的、路径和困难。如果我们有一个完整的、系统的逻辑思想，我们就不太容易产生学术焦虑。中国历史太长、边疆变化太大，各类民族政权、各种历史现象会把学者陷入其中，继而难以描摹出当代中国边疆学的全貌。中国边疆历史与边疆治理研究有关，因为它是历史的延续；但如果我们要写边疆学原理，就要立足马克思的国家观，立足人类发展的共同目标来建构这个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