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旧地图相关特征及其与边界研究中的认知问题探讨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  汪前进教授 

　　2021年5月14日，中国边疆研究所举办第十一期“中国边疆学讲坛暨新疆智库讲坛”。本期讲坛邀请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汪前进教授做题为“古旧地图相关特征及其与边界研究中的认知问题探讨”的学术报告，中国边疆研究所副所长孙宏年研究员主持。中国边疆研究所科研人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部分师生聆听报告，并和汪教授交流互动。 

　　汪教授的讲座内容包括四个部分：一是古地图的要素，二是划界地图的特性与问题，三是地图的法律效力，四是历史图文证据的注意事项。  

　　古地图通常是指民国之前的地图，民国以后到1949年的地图一般称旧地图，1949年以后的称之为现代地图。至于古旧地图和历史地图的关系，我们举一本书就可以讲清楚：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现代人编绘的讲历史时期的地理情况的，是历史地图；而古地图则是古人绘制的讲当时地理情况的。当然古代也有历史地图，即古人绘制的讲更早之前的地理情况的，也可以叫历史地图。至于边界的概念，今天讲的内容包括国界、省界和县界，以及古代各地方之间的境界。而所谓的认知问题，就是我们对它的理解。 

　　一、古地图的要素 

　　古代讲地图有几个要素，裴秀在晋代就已经提出，叫“制图六体”，即制图的六个方法。归纳起来最主要的是三个方法：一是“分率”，就是比例尺；二是“准望”，就是方位；三是“道里”，本来应该是直线距离，这里是指路程。画地图仅仅依照路程不精确，古人又采取了另外三个办法，即地形的高下、方邪和迂直，实际上是解决“道里”不准确的问题。故此，后人将裴秀誉为“中国地图之父”，他的理论支撑着后来一两千年的发展。 

　　首先，关于方位。大致而言，宋代以前所保留下来的地图是南在上北在下，而宋代以后现在所见到的地图，尤其是全国地图即我们所说的“总图”，都是北在上南在下。这种变化的原因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今人所见到的中山王墓的《兆域图》，本是建筑图，但也是一个地图，上面有尺寸数据，是王陵的平面图，南在上北在下。再如发现比较早的天水放马滩出土的地图，因为画的是水系，所以方位是按照水流的方向画的。方位感比较强的是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地图，我们叫《地形图》，可以看出来是南在上、北在下。汉代以前发掘出来的就这么几幅图，还有很多实物没有留下来，我们的研究就只能如此。到了唐朝，敦煌壁画里的《五台山图》有道路和详细的地物，已经非常清楚了，已经是北在上南在下。现在所见到的宋代的全国地图，基本上都是北在上南在下，区域地图是各个方向都有的，只有全国地图用同一个方向，这可能是皇权正统的象征，法定的必须要北在上南在下，其他的地区则可以根据各自的地形做出变化。 

　　其二，“四至八到”。古代讲到一个地方的境界时，会讲东、西、南、北各到哪里，称之“四正”；另外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各到哪里，称之“四隅”；统称为“四至八到”，即八个方位。古代比较具体用到四个方位的例子是《华阳国志》，例如八郡这个地方，东接哪里、西接哪里，去洛阳有多远，这是很好的数据，界限也就出来了。唐朝的《元和郡县图志》就写了十六个方位，除了上述八个方位，还有“正西微北”这样一类表述，“微”并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把八个方位再一分为二，正东微北就是正东向北再做一个23.5°的划分。此外在《梦溪笔谈》中，还出现了二十四个方位，是以天干地支和四卦结合而来。不过大致而言，宋、元、明、清各代的总志都会记载八到，这是必备的数据。当然这些数据不是直线距离，而是路程，毕竟古人没法做今天的三角测量。再如讲山的高度也是路程而非直线距离或垂直距离。古代讲太行王屋山二山“高万仞”，实际是指走上去的路程。只有在数学著作如《周髀算经》里，那些数据才是垂直距离。除了在志书里面会有，“四至”更多的还是出现在过去的买地券和房契上，因为是地契、房契要把范围标清楚。   

　　二、划界地图的特性与问题 

　　清朝开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国界划界地图，而这些地图根据性质约可分为多种：第一种是签约划界地图，具有法律效应。是中国与周边国家进行领土或领海划界和租界活动中使用的地图。第二种是奏折附图，即呈给皇帝或朝廷的图，这种图有真有假，存在谎报军情的情况。第三种是划界草图，即划界前准备的地图或划界查勘中的图。第四种是划界后为了某些需要，复原划界过程而根据划界条约绘制的区域地图，可以是多次划界地图的叠加。还有一些如签约地图备份图、划界参考图、历史划界地图等。这些地图的性质和功效需要区分清楚。 

　　划界地图的基本要素包括比例尺、图例、方位、投影、经纬度，还有地图的地理要素、划界区域范围及其地理情况，特别重要的界线（形状、色彩、起止），包括国界线、租界地界线、未定界线，以及界碑、界线与地形之间的关系。一些特殊要素包括划界的时间，划界双方人员的签名、公章及其级别。 

　　划界地图通常有几个特征：第一是准确性，第二是唯一性，第三是法律性，第四是国际性，第五是时效性，第六是保密性，第七是历史性。 

　　清朝以来我国划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一是没有充足的准备；二是预期目标不清楚，特别是对于谈判最后要达到怎样的结果不明确；三是全权代表与朝廷之间没有很好的沟通，有一些文献可以反映这个情况；四是弱国无外交的心态严重；五是缺乏谈判经验，常常透露底线，让对方有机可乘；六是勘界人员能力不足、责任心不强，甚至出现弄虚作假的情况。 

　　晚清以来我国划界地图中出现的问题：一是没有固定的勘绘机构；二是对边疆区域的绘图工作严重滞后；三是在使用外方地图时不了解其绘制原理而造成隐患；四是缺乏“以我为主”、“于我有利”的绘图原则；五是绘制方法较为落后；六是地图保管存在漏洞，例如曾有聘用外国人做翻译而导致地图泄密的情况。   

　　三、古地图的法律效力 

　　地图的性质与历史证据不完全一样，应该是有法律证据的属性的。法律证据就要有一个正方、反方的问题。我们是正方，我们拿出来的地图代表我方；对方作为反方，拿出来的地图肯定是为他服务。还有第三方的地图，他们的图与我们当事双方所绘地图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通常只能作为参考。 

　　我们要懂得法律意义上的证据学。要区别真实证据和虚假证据、有效证据和无效证据、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关键证据和次要证据、正面证据和反面证据、单个证据和系统证据以及主体证据和补充证据等差别与性质。有人用一些民间地图举证，其实是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官方的地图和记录才具有权威性。还有一些学者只找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对自己不利的或不找、或放弃，这不合适。当然，我们不能用地图作为唯一证据，还要配合别的材料来证明。  

　　四、历史图文证据的注意事项 

　　在领土、岛屿、领海归属问题研究中，还应该注意：第一是同源史料的问题。我们有很多材料是同源的，不能用它重复举证。第二是领土领海的观念问题。领土领海的观念是近代才有的，以前是叫“天下”，不能机械套用。第三是要对比研究双方材料，找到双方共同认可的资料记录。第四是要区别“地志”和“外纪”的记载，注意材料内容的选择。第五是要注意诗歌小说等文学性的材料，注意“文”和“史”的区别与联系。第六是要注意甄别古人的考证内容与史源。第七是在考订史料记载时要秉承实事求是的精神，史料年代的确定要严格遵守学术规范，使用多重证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