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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疆域理论研究论坛第二次研讨会召开

作者:李大龙来源:发布时间:2006-06-07

  2006年6月7日,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边疆中心”)主办的“中国疆域理论研究论坛”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云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和边疆中心的20余位学者与会。本次会上:边疆中心李大龙编审以《“藩属”与“宗藩”辨析》为题、李方研究员以《唐人的“中国”、“天下”、“国家”观》为题、厉声研究员以《先秦国家形态与疆域、四土刍见——以殷商国家叙述为主》为题发表了论文。

  李大龙先生以疆域概念为研究对象,对“藩属”、“宗藩”的认识和使用,“藩属”及“宗藩”二词各自的含义和使用方面对古今“藩属”、“宗藩”的用法进行了综合考察。他认为:1、“藩属”、“宗藩”二词的出现及用于指称边疆民族或国家,是在秦王朝实现对中原的统一之后。正确区分“藩属”、“宗藩”二词的差异,不仅有助于认识藩属、宗藩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也有助于正确认识历代王朝治国观念及边疆治理等诸多历史现象。2、用“藩属”来描述历代王朝和边疆民族乃至周边民族或政权的关系是很形象的,如以“宗藩”代之则不仅混淆了历史上存在的两种不同的制度,而且也容易将“宗藩”与“宗主国”联系在一起,使“宗藩”一词被赋予不平等乃至殖民地的色彩。3、“藩属”涵盖的范围远比“宗藩”宽泛,历代王朝与周边民族或政权之间的关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而用“藩属”来描述这种关系远比“宗藩”要科学,如此不仅可以完整认识藩属体制及其相关观念,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中国古代疆域、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

  关于宗藩与藩属问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李治亭研究员主张通过宗藩或藩属的研究,来确立疆域与国家领土主权归属的理论指导原则,并最终阐明中国疆域形成史。中央民族大学李鸿宾教授认为从秦至清的两千多年间,各朝代的情况是有差别的,能否用“藩属”一个词将不同情况完全概括,这个问题须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才能说明中国的特殊性。云南大学方铁教授认为如果一定要用一个确切的概念来概括古代中央王朝与周边部族的关系,恰恰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性。边疆中心刘为副研究员从词源学的角度阐释了自己对于“宗藩”、“藩属”等概念的理解。他同意李大龙先生关于“宗藩关系”的观点,即在描述古代中国王朝和周边民族或政权的关系时,笼统使用“宗藩关系”概念并不恰当或者不够准确。但在“藩属关系”一词的使用方面,刘为认为“藩属关系”所描述的性质不够全面,只描述了乙方的角色,而阙失甲方的身份。因此,他主张用“藩属体制”、“藩属体系”的概念,而不用“藩属关系”。另外,厉声研究员就疆域概念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宗藩和藩属是同一种制度在不同时期的表象,应在“宗藩”到“藩属”转变过程及带有殖民性质的“宗主国”概念怎样和中国的“宗藩”概念混淆方面加强研究;没有必要因为“宗藩”与“宗主国”有联系,而禁用这个概念。

  李方研究员针对目前学界关于“中华民族”、“华夷秩序”、“中国”、“天下”等问题的讨论多集中在先秦和清朝晚期,且从整体上研究中华民族和中国形成特点的文章较多,而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加以研究的文章较少的现象,选取中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统一王朝——唐朝作为时间跨度,对其间唐人的“中国”、“天下”、“国家”观念进行了历史断面考察。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张云研究员从“破”和“立”两方面对李方的文章进行了评议。在“破”的方面,张云认为该文对当前本论题研究领域存在问题的分析切中了要害,对前人论说的纠谬颇为充分,同时对唐人诸概念作了深入分析。但他同时指出,该文用古代没有的“内地”概念指称唐代“中国”的范围,比较牵强;作者对“中国”狭义广义之分的否定,及对唐代“中原”一词用法的描述,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产生了新的歧异,从而不能自圆其说。


  边疆中心孙宏年副研究员认为该文题目中的“唐人”指称对象不明确,按文中意思理解,此“唐人”仅指“唐王朝辖境内的人”,而这显然忽略了边疆民族地区的部族政权及其代表人物,不利于全面认识唐人的“中国”、“天下”、“国家”观念;在资料方面,孙宏年认为该文仅仅参读了与唐王朝有关的官方文献,而忽略了当时少数民族史料,这不利于为为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提供完善、科学的理论支持。

  厉声研究员以殷商国家为例,对先秦国家形态和先秦时期的疆域、四土概念进行了辨析。他指出:虽然先秦时期的夏、商、周三朝已进入了早期国家形成的历史阶段,但这时的“国”是指众多诸侯分封之地域城邑;夏、商、周三朝国家形态是由王畿与畿外周围众多并列的“四土四方”诸侯国组成的;夏、商、周三朝的早期国家呈现出以王畿为中心的多元盟邦结构 “边疆”的本意是地理概念,是指靠近边界(疆域)的领土(领地),而在由王畿与四土两大部分构成的先秦国家形态中,只有处于中心地带之王畿与周围四土概念,并没有国家疆域意义上的“边疆”概念。

  于逢春副研究员认为该文从商、周王朝找寻中国文物制度的源头,并将商朝疆域由王畿与四土两大部分构成的论点引入边疆史研究领域,是值得肯定的,但如能用实证的方法证明文中所提观点,同时将先秦国家形态与古代西亚、希腊的国家形态进行对比研究,则更能凸现殷商国家构造的特质。关于先秦国家形态问题,他认为,殷商和晚周都是一个多元的小世界,其中每一个地方文化,都代表一个族群,代表着一股政治力量,或者说,他们之间经常是互不统属,或经常相互攻伐。战国和秦汉时代的文人学者所描述的夏商周帝国所拥有的完整疆域与边疆,其中既有选择性的记忆,又有后世塑造的成分。中国人民大学张世明教授从发生学的角度对清代的宗藩和疆域观念进行了反思。他主张“采取分析哲学的思路,具体地深入研究不同时期的疆域观、民族观,用一种工笔画法进行线针密缕的描绘,以展示历史的长卷。”

  此外,中央民族大学吴楚克教授就边疆学的构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边疆学是历史学的升华,是一个交叉学科,有着自己的范畴和体系;在探讨边疆学的过程中,应采取一种由当代及近代再到古代的回溯方法,这样做可以避免研究过程中的政治问题,反映出我们创建边疆学的主观意图,同时有利于解释边疆学中的概念和范畴。

  从本次会议发表的论文及学者的讨论发言可以看出,疆域概念及史料的运用等研究方法问题是学者关注的焦点,与会学者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一定分歧,甚至在某些细节上有着完全相反的观点,这反映出概念及研究方法已成为疆域理论研究中的难点问题。但是我们相信,随着学者对史料的细致梳理及研究方法的不断科学化,中国疆域理论难点问题的研究一定会有所突破,也必然会推动中国疆域理论体系的建立。

  此次会议学术氛围浓重,研讨气氛活跃,既有学术共鸣,也有相互交流。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以论坛的形式进行学术交流,对深化学术繁荣及推动疆域理论体系建设具有积极作用,希望这个论坛成为中国疆域理论研究学者开展学术交流的园地和培养年轻学者的平台。

作者:李大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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