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航路开辟以来西方边疆理论的发展脉络

　　这500多年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全球格局的变化，“西方”的地域范围在不断变化，“西方”的大国分布也在不断变动，先是从西欧的扩展到中欧、东欧、北美，后来东亚又出现了“脱亚入欧”的日本。本文所涉及的“西方”主要是指这些国家和地区，所论述的边疆理论也来自欧美主要国家和19世纪中期以后的日本。西方各国的边疆理论研究情况各不相同，又都围绕本国的边疆、边界问题及其殖民地的相关问题展开研究。这些理论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第一个时期从新航路开辟到19世纪中期， 第二个时期是19世纪70年代至1945年，第三个时期是1945年至冷战结束， 第四个时期是冷战结束以来（有关研究成果请参见于沛、章永俊、孙宏年、董欣洁专题论文，刊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2期）。

二、新航路开辟以来西方边疆理论的主要观点及其变化

　　西方边疆理论有的包含在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国际法、地缘政治学等学科的论著中，有的体现在边界划分、殖民扩张的实践及其文件中，还有的出现在美国“边疆学派”等专门学派的理论中。总体上看，15世纪末至今这些理论主要有以下观点和变化：

　　1、边疆从有形到无形、从地理的边疆到多形态的“边疆”。从总体上看，西方边疆理论研究始终以“边疆”、“边界”为对象，但“边疆”、“边界”的范围、形态却不断发展，西方的边疆观也在不断变化，经历了从有形到无形、从地理的边疆到多形态“边疆”的历程。从15世纪末至19世纪末，西方关注的“边疆”主要是传统意义上的地理边疆，所涉及的范围又在不断扩大。这400多年间，西方各国主要关心本土的领陆、领水的边疆和边界，随着殖民扩张、瓜分世界斗争又关注殖民地的范围和边界。为了确认本土和殖民地的疆界，西方各国以民族国家、国家主权理论为基础，以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815年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等一系列国际条约，通过划分边界的实践来确认欧美各国的疆界，使国际法中领土变更方式和边界确认等内容不断丰富。同时，欧美列强为殖民扩张、瓜分世界，无视亚非拉地区各国、各部族之间原有的习惯边界线，通过一系列双边或多边条约，人为地划定了殖民地、势力范围、保护国的边界。这些实践促进了国际法中疆界理论，特别是添附、割让、先占、时效、征服等领土变更方式的形成、丰富，比如列强为争夺非洲，在1884—1885年的柏林会议上，就所谓的“有效占领”达成一致，就使“先占”理论更加系统化。而且，列强的海外扩张使“海洋国土”的重要性日益显现，领海制度逐步得到确认，但领海宽度则有3海里、6海里、8海里、12海里、100海里等多种观点；19世纪末美国马汉提出“海权论”，既是对海洋、海军在西方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历史的总结，又促使帝国主义殖民加紧发展海军和海外争夺，使“海上疆界”问题更加突出。

　　20世纪上半期，海洋国土和领空的疆界问题受到普遍重视，西方各国也提出了种种理论。其中，领海宽度以及与此相关的毗连区、历史性海湾等是关注的焦点，大陆架问题也被提出。在1930年的海牙国际法编纂会议上，各国一致认为曾经使用的“领水”不如“领海”适当，因而将领水改为领海，而领海是国家领土的一部分，但对领海宽度、毗连区、历史性海湾等争论激烈。飞行器的不断发明、飞行技术的日益提高，特别是飞机在一战中发挥巨大威力的事实，使“空中疆界”问题更受重视，意大利人杜黑等提出“制空权”理论，而国家主权及于空间的主张得到认可。1919年的《巴黎航空公约》就规定缔约各国承认“每一国家对其领土上的空间具有完全的和排他的主权”，这一原则被后来的国际空间法，如1944年的《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国际航班过境协定》等继承。此时，国际法中已形成对“国家领土”概念的共识，《国际民用航空公约》中就规定，“本公约所指一国的领土，应认为是在该国主权、宗主权、保护或委任统治下的陆地区域及其邻接的领水”，缔约国又承认“每一国家对其领土上空具有完全的和排他的主权”。这里强调“宗主权、保护或委任统治”与主权同样重要，是对新航路开辟以来国家领土取得、变更实践的总结，又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

　　1945年至今，西方的边疆理论出现了三个明显的变化，使疆界问题日益复杂。一是随着二战之后冷战格局的发展和亚非拉一批国家的建立，各国之间不仅陆疆、海疆问题更加突出，而且南、北极地区更多的关注。对海、陆边界纠纷的增加推动划界实践和理论的发展，特别是联合国召开了三次海洋法会议，领海宽度、大陆架、毗连区、专属经济区等问题取得突破，并在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达成共识。不论南极还是北极，都有国家对其提出领土要求，这些要求都被通过公约冻结或没有得到承认。二是随着高科技的迅速发展，特别是航天航空技术的发展，各国在关注陆、海疆和“空中疆界”的同时，又日益认识到太空是一个具有特定性能的新领域，从可以地球的“地理边疆”向“太空边疆”延伸，出现了第四种边疆——“天疆”的概念，是否拥有空间制高点开始成为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美、苏、日本和西欧等大国就围绕着“天疆”问题展开激烈的争夺和较量，出现了“高边疆”等理论。三是边疆从有形的陆疆、海疆、“空疆”、“天疆”等“地理边疆”发展为“经济边疆”、“信息边疆”、“文化边疆”、“利益边疆”等无形的“边疆”，从地理的边疆发展为多种形态的“边疆”。这主要表现为经济的全球化、网络信息技术和现代化的文化传播方式的发展，冲破了地理上边界、边疆的限制，不可逆转地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事实上已经出现无形的经济、文化、信息等新的“边疆”，西方大国的某些理论就鼓吹借助经济、网络等多种手段，从多种形态的“边疆”打破发展中国家的国界，从而冲破地理上的有形的边界、边疆，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渗透、颠覆和破坏。

　　2、从任意划定弱小国家疆界、边疆的可以“移动”到主权取消、主权让渡

　　西方的主要边疆理论长期以来就鼓吹边疆可以根据西方大国的利益和需要划定、“移动”，近年又美国、日本等国理论界又出现了“人权高于主权”、“国家国际化”和“国家主权让渡论”等理论，挑战传统的民族国家、国家主权及相关理念。长期以来，西方的边疆理论是在民族国家、国家主权等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17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起，西方大国就这些理论为基础、通过一系列条约划定欧美各国间的边界，但在划界时往往根据大国利益和意志，人为确定欧、美弱小国家的领土、边界，1945年前几百年内俄、普鲁士（德）、奥匈等国瓜分波兰和英国、美国、俄（苏联）等国划定波兰边界就是例证。同时，它们又以“文明人”自居，视亚洲、非洲、大洋洲各地土著居民为“野蛮人”，有意地否认亚非拉各国的主权，不仅对这些地区进行侵略扩张，到20 世纪初期仅有中国、暹罗（今泰国）、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保持着形式上的独立，而且根据本身利益、意志，划定了各自殖民地、势力范围、保护国及其邻国之间的边界，这就无视这些国家之间传统的习惯边界线，给今天的亚、非、拉各国制造了无数的边界、边疆问题，某些历史遗留问题至今仍未解决，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和中印东段边界问题就是例证。
　　边疆的可以“移动”是1945年前西方主要边疆理论的重要特点，这种理论认为列强的边界可以其政治、经济、军事等实力为后盾不断移动，其边疆可以不断地向外移动，而弱小国家是它们移动的方向。这在美、俄、德等国的边疆理论中极为突出。比如美国建立后就出现了“天定命运”论，在它指导下美国的“边疆”迅速地从大西洋沿岸迅速地向扩展到太平洋、北冰洋沿岸。19世纪末，特纳提出“边疆假说”并开创边疆学派，认为美国的边疆是可以“移动”的，边疆对美国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还鼓吹将美国应继续向外扩张，在太平洋地区乃至全世界“移动”其边疆。又如沙皇俄国建立以后不断向外扩张，并提出“恢复祖传地产”、“维护正教信仰”、“从异教徒压迫下解放斯拉夫人”，后来又发展为泛斯拉夫主义、“自愿归附论”、“请求保护论”等“理论”，为不断扩张疆土和“移动”边疆提供理论依据。苏维埃俄国建立之初，列宁和俄共以“民族自决权”理论为指导，承认了波兰、芬兰、拉脱维亚等国的独立，表示要归还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苏联建立后，斯大林执政时期逐步背离了列宁的理论，“合并”拉脱维亚等国，向中国、罗马尼亚等周边邻国扩张疆土。

　　这种边疆“移动”理论自觉不自觉地为欧美列强的殖民扩张、瓜分世界和争夺世界霸权服务，一战后就遭到了亚非拉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和欧美爱好和平人士的抵制，并取得初步成效，比如1919年的《国际联盟盟约》和1928年的《非战公约》都宣告以战争侵略他国领土、“移动”边疆的行为是非法的。1945年以后，西方大国的殖民体系先后崩溃，亚洲、非洲出现大批民族国家，西方的边疆理论中的“移动”理论更受到沉重打击。但是，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竟出现了经过“更新”的理论，包括“主权软化”、“主权模糊”、“主权终结”、“主权演变、“主权可分”、“主权弱化”、“主权让渡”、“人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主权”，以及“自由高于集权”、“民主高于‘专制’”、 “新国际主义”、“新干涉主义”等种种主张，并已经成为有重要影响的国际政治理论。这些“理论”的要害在于剥夺他国神圣的主权，超越现存的国家界线，将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大国利益，不择手段、随心所欲地扩大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

三、近代西方学者、官员关于东方国家疆界问题的认识

　　回顾近代以来的历史，对于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的各国人来说，西方列强的瓜分、掠夺和殖民统治是永远无法忘记的，今天这些地区的各国之间仍然存在的边疆、边界方面的大量纠纷，比如曾经发生的伊拉克和伊朗战争，刚刚解决的中越边界问题，以及今天仍然存在的埃及、苏丹之间关于红海地区的海拉伊卜地区近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争端，中东地区的巴以冲突和，俄日之间的北方四岛之争，中印之间的边界问题，印巴之间的克什米尔之争等等。这此问题许多都与近代西方列强的侵略、瓜分时遗留的种种历史问题有关，特别是列强根据当时的国际格局和大国意志、利益划定殖民地、半殖民地、托管地等的边界有关。当时，西方列强（以及后来加入的日本）在非洲、西亚、中国、东南亚等地划定各种疆界时有没有理论作指导，主要的理论是什么？

　　根据目前看到的资料，这一时期西方列强关于亚非拉国家边疆问题的理论主要有两个特点，首先是无视这些国家之间历史上形成的国际关系特点和边疆、边界状况，试图用西方当时所谓的“民族国家”、地缘政治学等方面理论，去看待解读亚非拉国家之间历史上形成的相互关系，去看待他们之间的边疆、边界和领土等方面的问题；其二是以“文明人”自居，视亚洲、非洲、大洋洲各地土著居民为“野蛮人”，有意地否认亚非拉各个国家、部族或者政权的主权，故意否认历史上形成的各国（部族、政权）之间领土管辖的传统习惯线，往往根据列强之间争夺殖民地的需要和大国的意志、利益，在既争夺又妥协的过程中主观地划定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边界线。对此，1930年的美国《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二卷中就指出，亚洲、非洲许多国家的边界是在欧洲列强的意志下划定或重新调整的，那里的许多民族被列强人为地分割到这个殖民者或另一个殖民者的统治之下，并举例说英、法两国1904年划定的黎波里与埃及的边界，以及它们划定暹罗、中国南部的边界时都是如此。这在近代西方学者、官员，特别是那些曾经到殖民地任职的官员的论著中能看到一些东西，管中窥豹，下面就以拉铁摩尔、寇松、麦克马洪等人为例加以探讨：

　　1、拉铁摩尔关于中国边疆的理论

　　欧文•拉铁摩尔是著名的东方学家，又被称为美国的“中国通”，发表大量关于中国历史、中国边疆的论著，《中国在亚洲腹地的边疆》是其代表作之一。此书纵横结合，就中国历史和中国边疆问题阐发了许多理论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论证中又反映了美国“边疆学派”和地缘政治学某些理论的影响。这又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的论述中：

　　一是边疆与边界及其差异，该书第8章《“蓄水池”与边缘地带》（the “Reservoir” and the Marginal Zone）的第1小节对此就作了专门的分析。作者首先指出，在讨论中国在亚洲腹地的边疆时，有必要讨论“边界”（boundary）与“边疆”（frontier）两个词的差别，因为地理和历史的边界在地图上通常画成线，但通常表现为一个地带。接着，他强调“长城的边境地带”（the Great War Frontier）本身就是一个例证，这是通过多少世纪的政治上的努力极力保持的一个界线，以此划分包括在中国“天下”以内的土地和蛮夷之邦。这可以证明这种界线的信念，却不能成为地理上的事实。

　　他还指出，这不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现象，在罗马帝国和近代的英属印度都存在着同类的情况。在向外拓展达到顶峰时，罗马帝国就企图划定界限，把归附的早期日耳曼部落和多瑙河流域的蛮族与帝国的“天下”分开。在印度，英国划定了“印度帝国”的疆界，也企图把这条政治边界绝对化、永久化；西北边疆地区政治上很明确的界线却变成了边缘地带，“杜兰边界线”事实上成为“已治”与“不治”的两个部落区域的界限，与中国的内蒙古、外蒙古有惊人的相似。在分析之后，作者认为在讨论这些边界时，不应忽视一个同样重要的事实，即“边界表明了一个帝国体系（an imperial system）发展的最大限度……简单说，这里所讨论的帝国边界不仅仅是划分地理区域和人类社会的界线，而是一个特定的社会发展的最适合的限度（the optimum limit）。换句话说，一个被认为用于防御和隔绝野蛮民族的帝国界线，事实上具有双重作用，即不仅防止外面的人进来，也防止里面的人出去。”

　　二是海权、陆权及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书中以专门的小节论述“陆权、海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作者指出，把陆权、海权的理论用于中国的历史并不难。西方势力对中国产生影响确切地说是在哥伦布时代以后，这以前中国的“对外事务”主要与“长城的边境地带”有关，海外的对各外关系处于次要地位。直到明代——汉族建立的最后一个王朝，天主教传教士和葡萄牙及其西方国家的商人开始向中国渗透，欧洲的火炮和炮术曾在短期内阻滞了满洲的进攻，海权第一次向控制中国的陆地进行了挑战。17世纪，满洲“征服”中国，这是远古以来对中国历史起到重要作用的机制最后一次产生影响。19世纪，进入中国的海上力量已势不可挡，长城以外的陆上力量似乎已经消沉。西欧的海权强国在远东按照自己的意愿形成各自的势力，这在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期间达到顶峰，也走向了崩溃。日本侵吞中国东北和侵略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是陆权与海权的正面冲突。因此可以说，19世纪以来的一个问题，即来自长城边境地带的陆上力量与来自海上的力量的冲突，现在出现了。上述分析很显然受到了19世纪末以来马汉、麦金德等的地缘政治理论的影响。

　　2、寇松等人的理论

　　英国在19世纪末已经成为一个殖民大帝国，号称“日不落帝国”。20世纪上半叶，尽管国际格局不断变幻，英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自治领也一度出现某些分离倾向，但它仍把殖民帝国一直保持到二战时期。面对内外局势的变动，“殖民地边疆”的问题也引起英国一些人，特别是那些长期在印度等殖民地任职、考察过的官员、学者的关注，寇松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赫勒德（Thomas Roldich，1843—1929）和麦克马洪（Arthur Henry Mcmahon,1842—1949）对边疆问题的论述也值得关注。

　　寇松（1859—1925）出身于英国贵族家庭，1886年当选议员后周游世界，先后考察俄国、波斯、阿富汗、中国、日本和东南亚，陆续出版了《波斯与波斯问题》（Persia and Persia Question，1892）、《远东问题》（The Far East Problem，1894）和《中亚细亚的俄国》（Russia in Central Asia in 1889，1889）。他在1891—1892年出任印度事务部次官，1895—1898年任外交部次官；1898—1905年出任英属印度总督，任内实行高压政策，设置西北边境省，把孟加拉强行分为两个省，还派军入侵中国西藏。1907年他出任牛津大学校长，1914年再度从政，参加战时内阁，1915年任掌玺大臣，1916年任保守党议会领袖和上院议长，1919—1924年任外交大臣。

　　寇松在1898年前的三部著作是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游历所得写成，他在书中把沙俄视为英国的头号竞争对手，其次是德国，再次是法国，认为俄国在中亚的扩张对英属印度构成了威胁；强调印度对于英帝国的重要意义，认为应当以印度为基地与俄国展开对中亚的争夺。《远东问题》又是这三本书中值得关注的一本，此书共四编、11章，前三编以11章的篇幅详细介绍了日本、朝鲜和中国的情况，最后一编进行了前景展望。他在展望远东未来时，首先分析了所谓“远东的命运”，认为正在崛起的日本将成为未来远东地区的“大英帝国”，中国的未来正与日本相反，朝鲜的命运则取决的邻国的发展。基于这一认识，他在该书最后一章《大不列颠在远东》明确指出，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必然导致政治的“融合”，这种“融合”就意味着西方列强对东方落后国家的兼并、分割，远东还有少数国家“处于政治动荡之中”，“政治边界（political boundaris）尚未确定”，一旦它们的“政治归属、政治边界确定下来，商业的开发就将启动”。在列强争夺远东的过程中，英国具有独特优势，即依托印度“打通远东门户的陆路和铁路”，通过海上力量保护、控制“海上通路”。因此，他以帝国主义者的口吻，充满地自信预言“大不列颠在远东的地位是如此的强大，我相信它将更加强大！”

　　1898年前的著作已表明了作为帝国主义者的寇松的立场，即认为印度是英国同俄国等争夺中亚、远东的基地，而远东那些在他看来“政治边界”尚未确定的国家，正是要去宰割、兼并的对象。他的这一思想在担任英印总督期间进行了充分的实践，他在英属印度通过高压政策和分而治之的办法强化统治，设立西北边境省和孟加拉分省就是明证；对外则发动侵略中国西藏的战争，企图把西藏地区从中国分裂出去，进而在中亚争夺取得对沙俄的优势。但是，他毕竟低估了中国与南亚人民的反抗力量，也忘了此时英国迫切需要与沙俄协调以对抗德国，所以就在他为侵略中国西藏的胜利欢呼时，也不得不在内、外双重压力之下辞职。

　　1905年后，寇松担任牛津大学校长，而担任英印总督的经历为其新书——《边疆线》（Frontiers）在1907年的出版提供了材料。在这本新作中，他主要关注日益脆弱的英帝国边疆，特别是英属印度的疆域的持久安全，主张以加有力的推进政策（forward policy）加以维护。在他看来，边疆线被视为一个帝国的成功和这个民族维护帝国意志的关键：“沿着上千英里的遥远边境线，将出现我们20世纪的初防骑士”。当然，书中对“自然边界”和“人为边界”的问题他也发表了意见，他认为：“当较大的政治集合体（political aggregations）开始取代较小的集合体时，就会发现自然边界不能满足要求了。这就需要用人为边界补充或取代它们就变得十分必要，通过对种族、语言、商业、宗教和战争等问题的处理复杂找到其最初的依据。”

　　麦克马洪长期在英印政府任职，曾经参与英属印度与周边邻国的的划界工作，既参加过俾路支与阿富汗的边界勘定，又仲裁过波斯与阿富汗的边界问题，还参加过杜兰线的标界工作，在西姆拉会议上又提出了非法的中印边界线，即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这位多次参与边界划定、勘定的英印官员，在实践中对边疆、边界问题有所认识，首先是他认为创造和标定边界是一种艺术，而不是科学，认为“可以得心应手地塑造出多少形态呀！其次是他认为“边疆”、“边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在1935年对皇家艺术学会发表的一次演说中就指出，边疆是指边境的一片广阔地方，也许由于它的地势崎岖或其他的困难，因而成为两个国家之间的缓冲地带；边界是一条明确的线，要么用文字叙述（“划定”）来表达，要么是在地面上树立一系列的实物标记来标明（“标定”）。按照他的意思，边疆是一个近似值，其答案可能是“大体上如此这般的一个地区”，边界则是一项对国家主权界限的肯定而确切的声明。这一论述可以说是他对多次参加边界工作的总结，又从一个角度对他提出的“麦克马洪线”作了说明，因为边疆是两个国家之间的缓冲地带，它的地势崎岖或其他的困难等特征颇为突出，所以他想把沿着喜马拉雅山脉作为中印两国的缓冲地带。在确定边界线时，他又强调边界是一条明确的线，需要以文字“划定”或在地面上“标定”，为了对英属殖民地的“国家主权界限”作一个“肯定而确切的声明”，他可以无视中印东段边界已有的传统习惯线，要人为地划出一条线，而且还解释划定两国边界是可以随意“塑造”形态的艺术！正因为他把划界当成了艺术，所以连1962年参加对华作战的印度军官都对“麦克马洪线”的荒谬感到不解。他在反思这次错误的对华战争时就指出，“麦克马洪线”是1914年由麦克马洪“在一张没有经过测量的地图上”，“只是凭他对地理的猜测”，画出的“一条不精确的喜马拉雅边界线”，但正是凭猜测画出的线造成中印冲突，“终于导致了战争”。

　　除了寇松、麦克马洪外，诺勒德（Thomas Roldich，1843—1929）对于边疆问题的研究和麦克马洪关于边疆、边界的论述也值得一提。詹奥吉（Andrew Gyorgy）称他是一位一流实践型的地理学家，曾在印度和远东为英国政府服务多年，被授予“爵士”。他撰写最重要的著作是有关东亚边界问题的，而1892至1898年间在印度的考察为他撰写此书有很大帮助。1916年，他出版了《政治边疆与边界的确定》（Political Frontier and Boundary Making）一书，对地理学家与政治学家在“初始问题”上的冲突，例如在人为的政治边界划定问题上进行了很好的论证。在他看来，划定边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要想成功划定边界，从根本上讲要依据各种事实，比如要全面地了解当地的地势地形状况，还要了解边界沿线的种族分布状况，这就意味着要研究沿线的种族、民族、少数民族问题，要了解当地的特点和要求。这表明，作为一个曾对印度殖民地进行过实际考察的地理学家，诺勒德认识到了划定边界或界线的复杂性，从学术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学者的见解，即要慎重地划定“人为边界”，要考虑到划界地区复杂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地理状况。

　　尽管诺勒德提出了要慎重划定边界的观点，但这种思想并不占主导地位，而寇松关于以英属印度为基地向亚太地区扩张思想，和麦克马洪的观点更能反映了当时英国不少有帝国主义倾向的学者、官员的认识。这在英属印度与邻国、以及周边国家之间的划界问题上就反映出来。比如杜兰线是英国1893年强制阿富汗划定的，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妄图划定的英属印度与中国西藏的界线，都是在英、俄两国“大角逐”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在划定、提出时就反映了英国帝国主义的某些边界观念。杜兰线是划定的英属印度西北地区（今属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之间的边界线，因英印政府首席谈判代表杜兰（Henry Mortimer Durand）而得名。该线将位于阿富汗和英属印度之间的部落居住区分成两部分，北部由阿富汗控制，南部由英印政府控制，英国学者马克斯韦尔在《印度对华战争》中则较为清楚的提出，杜兰线不是一条很好的边界，“从人种上、战略上、地理上来看，都是不合逻辑的”，但它适合英国的目的。其目的就是对印、阿边界的部落居住区“分而治之”，既把这些部落、地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形成印阿之间的隔离带，又能用它们牵制阿富汗，达到控制阿富汗和这些部落的双重目的。又如近代以前波斯与阿富汗、波斯与印度之间未曾划定明确的边界线，因边界地区发生的冲突、战争多次发生。1870年，英国取得波斯同意后派代表团先到濒临阿拉伯海的莫克兰地区，确定了波斯和印度的边界，所划界线明显偏袒英属印度。1872年，英国的代表团又到锡斯坦地区划界，把赫尔曼德河口和大部分沼泽地及可开垦地划给波斯，又将赫尔曼德河的主干流划给阿富汗。这样划分的目的就是“分而治之”，其结果就是波斯有很多可垦地却缺少足够的灌溉用水，阿富汗获得了丰富的水资源却缺少可资开垦的土地，于是双方从此为赫尔曼德河的用水问题争吵不休，1977年才达成一项河水分配的条约，英国划定波、阿边界时的潜在恶果才告终结。再如李奇维线是1887年划定的阿富汗西北地区与俄属中亚地区的边界线，它把原属阿富汗的平狄绿洲及其以南的大片土地划归俄国，在阿富汗西北地区和俄属中亚之间建成了缓冲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英、俄两国在中亚的紧张对抗局面，又是以牺牲阿富汗主权和领土的方式，确保了所属印度殖民地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