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国内外将近代内地及边疆的国民统合与国民国家意识养成教育方针作为研究对象，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有鉴于此，作者不揣浅陋，将正在付梓中的拙作(《晚清地域统治构造的再构筑与国民统合》)一部分抽出来，从以下几个方面，与大家探讨。
1．“中国”的诞生与国民国家意识的初步形成
今天的中国人对于自己是“中国人”这样的自我意识，已习以为常。但这种国民身份认同感之产生，仅仅是近百年来逐渐形成的。在19世纪后期以前的中国，人们“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梁启超语）。王朝体制下的居民被按地域、种族或家族、信仰以及等级来划分的，居民之间是分裂的，没有形成近代意义上的“国民”（nation），居民之间自然无法达成“均质化”（homogeneous）。自我利益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家族与地域的利益。
1880年代以降，可以说是清政府将中国的“国民国家”建设和被称之为“中国人”的国民的创造作为目标的时期。在藩部设省或州县，可以说是清朝在与欧美列强的对峙中，将其版图纳入中国·中华之下，不断地一元化地统合，并能在其领域内确立了可行使均质的、排他的领土主权，从而使这个领域作为主权国家的“中国”实体化的过程。而“中国”最终被创出的标志，则体现在1901年西太后的“新政上谕”之中。那么，作为国民国家的另一个要素——国民，清末民国之历届政府又是通过何种手段、如何培育的呢？
2．国民教育理念与国民统合在中国落地生根
近代中国之所以遭受到“三千年未有之绝大变局，以及数千年未有之强敌”，说到底，其对手乃全新的“国民国家”（或称之为“民族国家”）以及对国家具有认同感的均质化国民。在此情形下，清廷只有倾覆旧的“天朝观”与臣民意识，创造新的国民国家和培养对“国家”而不是对某一个“家族”（皇族）或地域具有认同感的国民，才能维持统治。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养成教育的理念，则由康有为首先提出，梁启超继之奔走呼号。张之洞、袁世凯等躬身实践。从清末到1949年，在中国政权不断更换，学制也改革了几次，但是，“国民养成”教育始终是历代政府的教育方针。
3．本研究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1）今日之中国是承继着清末、民国时期未能彻底达成的国民国家的悲愿而诞生的。也正因为如此，让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永远变成休止符，绝不让残存的领土、主权进一步丧失的现代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比谁都强烈地追求作为国民国家的完善性。无疑，本课题的研究对追寻近代中国的国家意志、国民性格形成之源，是不可替代的。
（2）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经常在报刊杂志以及一些论文中看到一些具有“天朝心态”的词句，在作为所谓的“国粹”——京剧·评书中听到许多（如侮辱少数民族的“杨家将”之类）与“中国人”意识与“国民一如”、国民平等之精神背道而驰的内容。上述残存于一些中国人脑际的“天朝心态”、“华夷之辨”意识，也一直是西方主流媒体和学术界锁定的炒作或研究对象。本课题的研究，对清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应该是有益的。
（3）国民教育的根本精神在于培养服务于国家的国民。当一个政府无力主导国民教育权，不愿意或不能为国民提供义务（免费）教育时，教育便出现了安全问题。很难想像没有受过基本国民意识教育的文盲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能有共同的价值观与平等意识。而当文盲与接受外来教育的人员充斥边疆地区时，其居民对国家的忠诚心必然被打了折扣。
结 语
上述可见，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研究近代中国的国民教育和国民养成教育方针，对构筑中国近代的现代性追求的框架、对正确引导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而兴盛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对揭露打着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招牌实售“华夷之辨”、“天朝心态”货色的伪“国粹”与理论，对树立国家的教育安全，均有着不言而喻的学术价值与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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