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0周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确定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如何将其具体落实，还需要超越传统观念，在“四个共同”的指导下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起同多民族国家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实际相符的话语体系。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核心概念，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从“四个共同”的角度深刻揭示了多民族国家中国和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因果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性质。这一思想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中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基本理念的完善结果作出了如下总结：“中华民族共同体既包括我国今天的56个民族，也包括我国历史上存在过的族群。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国家层面的民族实体，各民族居于从属地位。” 当今世界上200多个国家中，主权国家是常态，国民共同体是主权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基石。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同步共生、互为因果，从“国家”的视角定位中华民族共同体符合中国的实际，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 如何认识和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和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必须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四个共同”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历史的创新性认识，更是在超越传统认识基础上的高度理论概括和思想指导。 “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是对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历史的创新性认识，超越了传统的历代王朝史观。如果说《汉书·地理志》开“中国正史”记载历代王朝疆域沿革之先河，那么1938年出版的顾颉刚和史念海著《中国疆域沿革史》则是今人从历代王朝视角阐述多民族国家疆域历史的先行者。而尽管白寿彝在1951年5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提出“历代皇朝的疆域”不能代表“中国疆域”引发了持续至今的讨论，且以当今960万平方公里领土为基础“上溯”的做法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但历代王朝史观对国人的影响还是根深蒂固，中华大地上出现的其他更多政权在其中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客观肯定。“各民族共同开拓的”观点的提出有助于超越传统说法，客观定位中华大地上所有族群和政权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建立更加符合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的实际的话语体系。 “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超越了传统的王朝历史叙述方式，是对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的创新性认识。因为以《史记》为开端的“二十四史”的存在，将历代王朝历史视为“中国”，其历史等同于中国历史，或将历代王朝视为汉族王朝来认识中国历史曾经是国人的传统做法。这种做法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有所改变，但以历代王朝历史为主体认识和诠释中国历史还是常态。历史事实是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的众多人群在缔造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同时，通过交往交流交融也在密切着相互之间的“血肉”关系，最终实现了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自强”的发展过程，多民族国家疆域和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两条主线。“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观点的提出，有助于超越传统历史观，客观认识和诠释中华大地上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超越了传统的单一文化观，是对多彩的中国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的创新性认识。“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这即是《礼记·王制》对多彩的中华文化的记述，同时也是传统划分人群的标准和方式。出于争夺“中国正统”的需要，“中国”“中华”是“大一统”的重要标识，而随着“华夷之辨”不断得到强化，主张“大一统”的儒家文化成为主流，并在近代随着“民族国家”观念的传入和汉族实现了对接，成为传统文化观的主要内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观点的提出，有助于客观认识和诠释灿烂的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更有助于准确理解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 “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超越了传统民族认识，是从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视角对“民族精神”的创新性认识。“民族”一词源自“nation”，并非中国古籍固有词汇，近代传入中国后和中国传统人群划分方式实现了错接，将古籍中出现的冠之以政权名称的如“匈奴人”视为“匈奴族”等是常见做法，且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而被赋予特殊含义，其后则以“minzu”样貌再次出现在英语世界。“伟大的民族精神”是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众多人群在缔造多民族国家并凝聚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过程中形成的智慧结晶，是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而言的，“各民族共同培育的”观点的提出，有助于客观认识和诠释“伟大的民族精神”。 “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终目的，而在“四个共同”指导下构建正确的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话语体系，可以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具体抓手。 以“四个共同”为指导，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更需要从“天下”这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家园”的视角来认识和诠释中华大地上众多人群经过交往交流交融而凝聚为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 当今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是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族群共同缔造的，其中“大一统”历史传统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在先秦典籍中“天下国家”则是对“大一统”的最早表述。《孟子·离娄章句上》载：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史记·封禅书》载：“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概念虽然内涵丰富，但作为一个地理空间，无论是从王朝政区，还是人群分布，抑或是文化等不同视角，“中国”都不是指称“大一统”王朝国家疆域的概念，指称王朝国家疆域的概念是“天下”，而“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 “中国”在多数情况下适用的场景是中华大地上众多政权对“正统”乃至“大一统”的博弈，所谓的“正史”记录的记述即是胜出者的历史。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朝和沙皇俄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有“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鄂罗斯”的条款，此是“中国”具有指称多民族国家含义的最早记载。以此为标志，“中国”不仅成为清朝多民族国家的代名词，而且也具有了指称清朝主权国家疆域的属性，在政治地理空间上“中国”和“天下”实现了重合，多民族国家疆域从传统“天下国家”时期的“有疆无界”实现了向主权国家“有疆有界”的转变。从这一新的视角审视多民族国家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历代王朝在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其并不等同于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的全部，非历代王朝的作用也不能否认，二者合在一起才是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的全部。在中华大地上生息繁衍的众多人群随着历代王朝和非历代王朝的形成与发展而被凝聚为不同的群体，最终随着清朝“大一统”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的转型，而“自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过程并非简单地相加，而是通过交往交流交融而凝聚为一体的血肉联系。 以“天下”视角构建的多民族国家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话语体系，才能做到对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共同”理论的完美支撑，也有助于“四个与共”共同体意识的实现和巩固。
本文转自《人民政协报》（2024年08月19日 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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