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是对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新实践

　　“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新创见，是中国就改善世界格局、发展周边关系所做的新探索，也是在中国经济总量日益攀升、在世界市场的角色与地位日益提高的背景下，对如何进一步发展世界市场这一经济全球化重要载体的积极回应。在马克思的一生中，世界市场的相关研究，是其长期关注的重点，马克思甚至曾为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专门构想过一部“世界市场册”，虽然最终并未完成，但马克思在其著作中阐发了许多关于世界市场的重要观点与构想。以马克思的这些观点来思考“一带一路”倡议，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紧密的逻辑关系，突出地表现在：“一带一路”是对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新实践，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进一步来说，这种新实践可从马克思对世界市场研究的三个核心主题，即属性认定、危机应对和话语权来理解。

　　1.“一带一路”坚持了马克思对世界市场中性属性的认定。在马克思的研究中，世界市场的本质属性是中性的。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传统的地区贸易逐渐被世界性的贸易所替代，原本由封建国家所主导的世界市场，已远远不能满足大工业生产的需求。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图，进一步发展世界市场，这种发展是异常快速与深刻的，以至于马克思也不禁写道，在短短的一百年间，世界市场的发展竟然比以往几个世代的全部发展成果还要大。世界市场的大步向前，正是资产阶级在人类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的重要方面之一，而这一切的结果正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市场就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在二战结束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就曾经长期持“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观点，认为存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与“社会主义的世界市场”，在世界市场中人为搞乱“姓资”与“姓社”的问题。事实上，这是对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误读，在马克思的认知中，世界市场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平台，更是人类社会交往的反映，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世界市场的特征也就不尽然相同，但是始终只有一个世界市场，并且其本身并不带有社会制度的属性。

　　“一带一路”倡议正是沿着马克思这一思路的继续深入，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实现战略对接、优势互补。”因为“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世界市场对谁都是开放的，问题只在于如何才能在这片“汪洋大海”中不断捶打自身，加强本领，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步入现代化所必须经历的，“一带一路”本身正是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务实举措。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并且应该进一步“开拓”世界市场。基于此，“一带一路”正是社会主义中国就如何进一步发展世界市场所提供的新愿景，它首先体现了对马克思世界市场中性属性认定的坚持。

　　2.“一带一路”拓展了世界市场危机应对的思路。马克思通过对大量经济数据的研究，曾认为世界市场的危机大约每10年出现一次。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虽然危机所出现的具体时间并不一定是马克思所预想的10年，但是危机的破坏力却越发惊人。并且在经济危机之外，危机本身也呈现多样化，如生态危机、道德危机，等等。究其根本，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市场中资本往往可以无限制地发展，通过种种对技术流与资金流的限制进而实现自身增殖的最大化。以至于马克思写道，世界市场仿佛自此沾染上了一种“热病”，而治疗这种“热病”的方法，却往往是一种“零和博弈”的思维，将“资本的秘密”继续遮盖，进而将危机转嫁于世界市场的其他方。为此，从马克思的那个年代开始，世界市场危机的应对，每次都需要经历一次剧烈的“阵痛”才能勉强度过。但是世界市场的中性属性，决定了这些危机既可能通过世界市场加速蔓延，也可能通过世界市场得到缓解。所以，资本主义国家这种以邻为壑地应对世界市场危机的思路，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们可以预见，当前现代资本还没有退出历史的舞台，那么世界市场中就确实存在被新的危机所笼罩的问题，这是一个必须予以承认的客观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参与世界市场的国家，特别是大国，都应该审慎思考危机的应对方案，这是大国责任与义务的体现。马克思在研究亚洲问题时，就曾表示过应该使世界市场服从于各民族的“共同监督”，“一带一路”也正是沿着这一思路进一步拓展，世界市场中的各个参与主体不仅要共同监督，而且还要进一步提高在世界市场中的参与意识与分享意识，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讲到的：“‘一带一路’是共赢的，各国共同参与，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实现共同发展繁荣。这条路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我们认为，“一带一路”关于应对世界市场危机的新探索，其精髓在于这种应对世界市场危机的思路与方法并不是转嫁危机，而是共同直面可能的危机，同时，通过对资本的有效合理制约，也就是通过协商对话，将资本置于“阳光”下，即对资本予以有效的规约，以实现世界市场中危机的规避。事实上，这也是对世界市场危机应对思路的重要拓展和创新。

　　3.“一带一路”改善了世界市场参与主体间的关系。在马克思研究世界市场的历程中，还特别关注世界市场中的话语权问题，而世界市场话语权本质上是各参与主体之间关系的反应。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占有绝对的话语权，这种现象尤以英国最为突出。英国利用其自身的“先发优势”，凭借其巨大的经济总量与技术的垄断地位，在世界市场中肆意横行，打着“经济进步”的旗号，不断压制世界市场中落后的国家与地区，并且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贸易战，以至于马克思写道英国堪称“世界市场中的暴君”，这样一个大国非但没有将世界市场的发展摆入正轨，反而发挥着一种“世界市场恶魔般的影响”。马克思及其逝世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世界市场的参与主体间的关系都是处在一种严重不对等的状态下，这种不对等带来的是马克思所言的“文明的暴行”，与更加不平等不均衡的发展。可以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崛起，原先世界市场中各个参与主体间的和谐共存、互通有无的，如“田园诗般”的和睦关系，也被淹入了“利己主义的冰水中”。而“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正是意欲重新改善世界市场参与主体间关系的重大举措，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一带一路’建设，倡导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要‘交而通’，而不是‘交而恶’，彼此要多拆墙、少筑墙，把对话当作‘黄金法则’用起来，大家一起做有来有往的邻居。”“一带一路”的精神，源于中国的“古丝路精神”，而“古丝路精神”在人类过往的历史上，已经留下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成为属于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当然“一带一路”，并不是“古丝路精神”的简单再现，而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更加富有时代特征，符合全人类诉求的构想下展开的。事实上，如果世界市场的参与主体间长期保持一种紧张的关系，或者说再次被“暴君”所统治，世界市场最终只会是资本以及霸权主义的“温床”，那么全人类的命运，必然会遭致蔑视乃至毁灭，只有弘扬全人类的共同命运与利益，世界市场才不会成为资本以及霸权主义的“乐土”。

　　“一带一路”倡议来自中国，但成效惠及世界。通过“一带一路”的实践，我们既看到了马克思关于世界市场的科学分析与思考，也看到了世界市场上“中国力量”的崛起，使我们能够沿着马克思的思路，为世界市场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而“一带一路”与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内在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用马克思的那句话就可以表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作者：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河海大学教授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