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整合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巩固
【关键词】话语整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表现为，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核心的马克思主义面临着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是否能够巩固其主导地位与民族、国家和政党的兴衰成败息息相关。而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和表述的载体，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就必须重视话语整合，通过调整话语内容和表达方式，促使不同话语的互动，提升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力。
一、话语整合中的三种话语内涵
“话语”一词出自拉丁文，意指对事物的演绎、推理和述说的过程。法国后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福柯把话语看作言语与语言相结合的复杂的具体社会形态，是与各种社会权力关系紧密联系的具体言语方式。随着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话语”概念从语言学拓展到哲学领域，作为哲学范畴，它强调“话语”的社会实践性以及对于思想的建构意义。话语具有信息传递、思维规范和思想教化的功能，言说者常常依据一定的规则将其存在的价值理念进行传播，以此确定其社会地位并对其他话语主体产生影响，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功能。根据话语的形式、来源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可做不同的分类，本文探讨的“话语”则是从话语来源的角度将其划分为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
美国政治传播学家丹·尼谋认为：“政治就是谈论。”〔1〕（P415）大多数情况下政治行为主要靠言说与交流来进行，政治的实施离不开语言，在此基础上就形成了政治话语。政治话语本质上是统治阶级集团为了维护自己阶级利益将自己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贯穿在话语之中，并通过一定的政治和制度保障，利用各种传播媒介传播、渗透和灌输以期教化民众，并为政治系统提供运行的价值趋向和总的规则。政治话语具有传播、政治认同、行为鼓动、议题设置、阐释与联系等基本功能。在我国通过政治话语的形式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优先性，使其合法性功能和调控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学术话语则是指具有一定学理支撑并由特定概念、语言、范畴等构成的话语，具有较强的规范性、学理性和科学性，往往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研究的进步而不断拓展其内容。学术研究因为是在一定的专业范围内进行的，所以必然涉及一些专用话语，非专业人员往往难以准确理解，仅有少数学者、专家和研究人员能够熟练地掌握和运用。从话语对象来看，学术话语既包括学者自身意见的阐述，又有学术研究成果、论文和报告的形式。作为知识传承的载体，学术话语一方面强调学术研究成果的应然性，并对社会实践进行系统总结和理论创新，为社会进步提供新的方向和动力，形成具有指导意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另一方面学术话语还具有较强的主体性——“专家意见”，学术精英往往通过专业学术上的权威性和学科的垄断性掌握着学术的话语权，甚至通过话语技巧的转换使“学者的话语”变成了“学术的话语”。学术话语的这一特征既有可能成为论证政治话语合法性的工具，也常常被用于大众话语对抗话语霸权的理论武器。
大众话语的言说主体是普通大众，它是在大众日常生活中形成的非系统性、片段性的话语。但由于这一话语的核心是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所以更容易贴近实际反映现实，容易为大众所理解、把握和运用，符合大众口味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大众话语具有较强的时效性，易将当下的社会热点和焦点纳入话语视野。在话语内蕴上融入言说主体的情感，常以各种相互对立的心理状态体现出来，并转化为一定的情绪，从而对主体的认识活动产生积极抑或消极的影响。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2〕（P73）。不论是政治话语还是学术话语本质上都与大众话语紧密联系，都是源于生活、解读生活，从而对大众生活的抽象化、学术化、意识形态化的一种言说而已。一种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是否能够得以巩固和增强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三种话语力量的博弈，能否达成话语的一致性。
二、话语力量分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面临的新课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得到广泛的认同，理论内涵得以深化，话语形式不断得以拓展创新。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计划经济年代我国推行的自上而下单一的政治话语传播模式现已被打破。随着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复杂化使得公共话语空间得到拓展，多种话语以各种方式进入公共话语场，原来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场中仅由政治话语一统天下的形势已不复存在，多种话语的交锋与对话已经成为常态并呈日趋激烈之势，这也正是近年来学术界迅速关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上世纪60年代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的初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本书的目的是分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3〕（P1），但从“公共领域意味着依靠话语交往形成公共舆论，使公共理性成为具有约束力的、文明的影响力”〔3〕（P32）这一角度而言，对理性看待我国多重话语力量的博弈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一）政治话语力量的弱化。政治话语要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可，真正控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就必须在话语内容上反映社会实践和群众的价值追求，在话语形式上推陈出新。然而，在当前我国政治话语仍然没有摆脱旧有的话语模式，从而导致话语力量的弱化是显而易见的，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表达方式过于程序化、简单化、说教化。长期以来我们的政治话语很多都是以党和国家的政策文件或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解读的方式出现，在宣传国家的大政方针，强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这一话语在表达方式上很注重说教、强调“宏大述事”和崇高信念，用理想化的语言去描绘未来，却较少关注当下和现实。“过于理想化，脱离了人们的实际生活，强调整体性却忽视了针对性。用想当然的‘政治人’的教育理念来教育个体意识愈发觉醒的‘现实人’，不仅没有发挥好政治教育的功能，还因为忽视了人的价值和对个性的尊重而使受教育者失去了对话语的兴趣和热情，表现出冷漠、应付、怀疑甚至是抵触的情绪。时至今日，这种脱离了人的正常利益诉求的说教式的宣讲，一味地强调‘崇高’、‘理想’，使得政治话语失去了应该具有的人文关怀，变得冰冷且令人感到有距离感”〔4〕。政治话语的这种“宏大叙事”的方式往往难以引起大众的共鸣。因此，必须更新政治话语的表达方式，增加话语表达的亲和力而不是曲高和寡地喃喃自语。
2.内容创新不足。政治话语的内容应该以社会实践作为出发点，在一定程度上“相对集中、单一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环境，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政治价值生态，为确保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和纯洁性，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条件和栖身环境”〔5〕（P34）。但是，当政治话语面对着当前中国社会尤其是改革开放35年发生的巨大变化和社会转型时期的时代境遇，我们在话语内容创新方面就显得不足。相比较民生、民声、民情而言，政治话语内容往往更多是在阐述国策、国计、国情。甚至在阐述当代社会的现实问题时仍然长期使用一些空泛的文件式的概念、范畴或者教科书式的解读，使得生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变得干瘪、枯燥。另外，政治话语关注受众不够，由于政治话语面对的受众范围广，理论层次、教育背景、文化素养差异性很大，如果在话语内容上不进行针对性的调整，“一刀切”的言说方式只能失去话语时机，影响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效果。
（二）学术话语力量滞后。学术话语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扮演着承上启下的极为重要的角色，成为政治话语和大众话语缓冲的话语空间，兼具二者的某些特征。本着这一原则，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深入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成果和党的执政规律，在把“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经验提升到理论高度，进一步增强理论自觉自信上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过，与整个时代的发展步伐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要求相比，学术话语相对滞后，且有进一步学院化的趋势。
1.脱离社会实践，奉行所谓的“正统学术”。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奉行“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推行所谓的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研究。认为进行学术研究就不能受到政治的影响，“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被人们戏称为‘万金油’、‘野狐禅’，取而代之的是学术转向从广场回到书斋，钻进了‘牛角尖’，躲进了‘象牙塔’”〔6〕。没有牢固树立尊重实践，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的精神，不是站在时代前沿把握时代特点，及时以话语形式阐述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作出的新鲜经验。殊不知，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指导实践，脱离了社会实践的学术话语实质上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意识形态的学术话语要以人民群众的实践为本位，根据不同时期实践主题的变化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创新。如毛泽东所言：“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7〕（P112）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变成一些学者的“自得其乐”和“自言自语”。
2.存在西化倾向。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学术话语开始出现西化倾向，大量使用西方学术话语来述说中国的社会实践，“言必称希腊”成为学术时髦，甚至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的一些哲学社会科学中，西方学术话语体系都成为其主导形式。面对着当代中国丰富的社会实践，一些学术话语却喜欢“削中国实践之足，适西方理论之履”。不仅削弱了中国本土思想和学术话语的影响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了弱化的效应，其结果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出现了传播中的“断裂”，甚至是传播阻滞。在国际上并没有形成易于理解和接受的话语形式和手段，缺少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吸引力、感染力、解释力，在国内也不能真正确立对大众文化、社会心理的影响来引领大众话语，结果“我们的意识形态话语出现了‘概念漂浮’或‘话语空转’”〔8〕。实际上，只有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才能真正阐述好“中国模式”、“中国经验”，而完全照搬西方话语是难当此重任的。
（三）信息时代大众话语力量的崛起。伴随着信息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在继广播、电视、报刊之后，互联网已经成为具有强大舆论动员力和信息传播力的新媒体。在传统媒体中，传播主体控制着绝对的话语主导权，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给大众，是一种单向的不对称的传播途径。而互联网媒体却由于自身的开放性、共享性和隐匿性使大众话语表达的主动性空前提高，更加关注社会事务，可以在网上随时发布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表达或不能言说的话语，以互联网为主体的大众话语力量暴涨已经成为信息时代不争的事实，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大众话语力量的崛起具有的两面性。
一方面，在争论充分、信息公开的舆论环境下，大众话语力量的崛起有利于引导社会热点、通达社情民意、网络问政，对社会事务发表意见，其话语表达日益成为影响政治话语导向的窗口。另一方面，由于在虚拟网络世界，大众话语不易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限制，再加上大众的层次性和社会责任的差异性导致大众话语具有理性不足的特点，大众在获得网络话语自由的同时也容易忽视社会伦理和法律规范的约束。一些大众话语充斥着谣言和诽谤他人的言论，甚至转换成破坏性的社会力量冲击正常的社会秩序，对社会事务的判断和评价标准带有强烈的个人偏见。此外，大众话语在特殊的社会转型期更加趋于利益化和务实化，往往以个人利益需求为基本原则来确定意识形态的取向，与主流的政治话语缺乏应有的沟通机制，难以形成话语合力，造成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淡化，甚至形成互联网上“多数人的精神暴力”，非理性的大众话语往往在解构现实的同时也成为解构政治话语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产生了冲击。
三、话语整合：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路径选择
在话语体系中不同话语的基本一致有助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建，因此，通过话语整合弥合不同话语的分裂，加强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建设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提升政治话语影响力。作为传递政治信息的符号载体，政治话语制约和影响着其他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的走向。在我国，政治话语的权威性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提升政治话语影响力应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考虑：
1.增强政治话语解释力。大众评价一种意识形态直观的标准就是看它在实现自身利益方面的实际作用，看它能否满足自己的利益诉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执政绩效和社会福利。毛泽东认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9〕（P467）邓小平也强调“人民是看实际的”〔10〕（P371）。所以亨廷顿说：“政绩的合法性在第三波新兴民主化国家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11〕（P312）因此，我们必须从提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权和巩固执政党地位的角度，注重执政绩效，着力增强政治话语的解释力，重塑政治话语权威。
2.改进话语风格。当前我国政治话语的特点大致表现在以几个方面：一是话语表现形式相对严肃、单调，注重结构的条理化，使用词汇规范，多以公文或者文件作为载体。二是话语较少注重细节，内容相对空泛并拘泥于单一的话语表现，缺少多种话题的交融。三是由于内容和形式表现的单一性，相比较其他话语形式缺乏亲和力和感染力。在现代信息社会，大众早就摆脱了以前单一的由上而下的信息接收途径，话语和信息接收、扩散的渠道是多样化的。这就要求在政治话语传播中也要顺应时代变化改变政治话语风格注重传播效果，把宏大叙事和平凡叙事相结合，“大”政治和“小”话语相结合，探索符合大众认同心理的话语风格。
（二）发挥学术话语的协调作用。学术话语在三种话语中起着重要的协调作用，因此，为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学术话语应该充分发挥承上启下的积极作用。
1.推动学术话语引领大众话语。首先，学术话语要通过解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的意义、价值等，建构社会制度和规则，形成社会行动的秩序体系，确立社会价值体系，引导大众话语。其次，依靠有效的学术话语内容和合理的话语言说方式对大众思想进行改造，使大众形成符合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从而在一定范围取得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把握、了解，达到思想和价值的认同。最后，学术话语要以问题为核心面向大众，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提炼贴近大众的日常语言，吸收基层的思想和话语，增强理论成果的表达和问题解释的通俗性，避免政治化、空洞化话语。
2.学术话语要合理解读政治话语。这就要求学术话语首先要立足于实践概括出推动社会进步的内容和形式，力求在解读政治话语中提升思想、创新表达、形成特色。一如费孝通先生在实践基础上提炼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以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等既具有中国气派又符合时代精神的话语特色。其次，要依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政治话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本中包括的概念、判断和表述是构成政治话语的核心元素，使之体系化、逻辑化是形成政治话语科学性、完整性的根本保证。第三，强化学术话语解读政治话语的理论深度。这就需要深化理论研究形成学术规范和体系，加强思维的逻辑性训练和理论的深刻性研究，辅以学术话语解读和恰当的表述方式，避免教条化、标签化的趋向。
（三）促进大众话语的理性回归。信息时代由于大众话语的崛起一定程度上在解构宏大叙事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同时建构起平凡叙事的大众意识形态，从而给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带来新的契机。但同时由于其立足于日常生活之中，凭借现代传媒的手段以其特有的渗透性、功利性、自发性迅速处于膨胀状态，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也产生了冲击，因而必须促进大众话语的理性回归，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规范。
1.增强大众话语的社会责任意识。鉴于大众话语多处于自发状态，所受约束较少，因此必须增加在公共话语空间的社会责任意识。在话语内容上进行选择与净化，对一些诸如危害国家安全、民族团结和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内容必须进行强制性的规范。话语言说者要坚持以事实讲话，形成理性、客观、平等的大众话语交流平台。这就要求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大众话语，提高大众的文化、政治素养，形成有利于培养大众社会责任意识的文化条件和价值观念。
2.大众话语应以公共利益为依归。随着社会群体的分化，原来单一整体性的利益主体趋于瓦解，大众的利益主体呈现复杂化、多元化。大众话语往往成为个人利益诉求的载体，对话常常演变为利益的冲突。要使大众话语回归到理性的轨道，就必须确立以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为依归的大众话语参与原则，通过大众话语互动、话语协商使得公共利益得以有效聚合。在大众话语实践中协调不同话语主体的利益诉求，包容不同话语主体的观点。多元利益冲突中要以公共关切和公共利益为核心，注重把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出发点。
总之，巩固和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这一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其中话语体系建设至关重要。为此，我们要立足于话语创新，通过协调话语之间的关系促进话语良性互动，在贯穿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方法的基础上整合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
【参考文献】
〔1〕Wilson. John. Political Discourse〔C〕//D.Schiffrin Tannen & H. Hamilton.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Oxford. Blackwell，200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4〕任天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方式研究〔D〕.长春：长春理工大学，2011.
〔5〕杨立英，曾盛聪.全球化、网络化境遇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程广云.学术突围：重构当代中国学术话语〔J〕.江海学刊，2010（2）.
〔7〕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秦宣.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构建思路〔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9）下.
〔9〕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1〕〔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