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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通识讲座2022年第1讲: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传播与交流

作者:来源:今日边疆学公众号发布时间:2022-03-17
  2022年3月1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安全与发展研究中心、新疆智库主办的中国边疆通识讲座2022年第1讲在线上举办。本期讲座邀请了长春师范大学东北亚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郑春颖教授作题为“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传播与交流”的专题讲座。中国边疆研究所副所长范恩实主持讲座,边疆所全体人员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部分师生聆听了讲座。

   

  郑春颖教授认为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对东北亚地区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民族服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讲座分别从“汉服与汉文化圈” “华夏服饰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交流”“华夏服饰对日本古代服饰的影响”三个方面,讲述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传播、互动与交流。

   一、汉服与汉文化圈

  “汉服”有广义与狭义之别,广义指汉族服饰,狭义指汉朝服饰。“汉服”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同时期内涵不同。它像一个不断滚动的雪球,将来源、风格不同的各样服饰因素,或是原封不动的照搬挪用,或是将其分解取其部分,杂糅到固有的式样中。学界一般将“汉服”定义为1840 年之前的汉族传统民族服饰。“华夏服饰”是比“汉服”更大的概念,辽金服饰、蒙元服饰、满清服饰都是“华夏服饰”的组成部分。“中华服饰”是“华夏服饰”的升级版,囊括了古往今来,960万平方公里之内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古族,以及现在56个少数民族的所有服饰内容。“汉服”与汉字、汉礼、汉俗、儒学、汉唐律令制度等同为“汉文化圈”的文化共相,对东北亚地区古代服饰的形制及其文化内涵、政治观念等均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二、华夏服饰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交流
  新罗服色制度草创于法兴王时期,按照本族习俗,简单地确定了各部族的服色尊卑。贞观二十二年(648),金春秋入唐,请求按照唐品色服制度,改革本国官服。文武王四年(664),又改革妇人之服,“自此已后,衣冠同于中国。”兴德王九年(834)再次下诏改革服制。兴徳王服饰禁令推出的原因,是为了革除奢华风俗,这个服饰禁令受到唐文宗《俭朴令》的影响。新罗遣使朝贡前秦、北魏、北齐、南陈,隋、唐,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伴随着政治关系的亲密,服饰文化交流也日渐增多。
  百济古尔王时期改革服制,创立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官服等级系统。近肖古王时入晋朝贡,开启交往之路。百济遣使贡献方物,各朝皇帝也回赐丰厚。百济灭亡后,“国中男女,被服皆从唐制”。
  高句丽存在于公元前37年至公元668年,兴起于我国桓仁、集安地区,最强盛时势力范围一度达到朝鲜半岛汉江流域。公元5世纪开始,我国典籍将其简称为高丽,因其始祖自称高氏,高句丽又被称高氏高丽。高丽王朝存在于公元918至1392年,因王建创立,又称王氏高丽。高句丽与高丽不同,高句丽服饰与高丽王朝服饰有别。
  高句丽服饰,狭义指高句丽族服饰,广义指高句丽统治区域内发现的各种服饰类型。从高句丽壁画图像和出土装饰品来看,除高句丽族服饰外,还包括汉系服饰、胡系服饰。汉时高句丽从玄菟郡接受“朝服衣帻”,“后稍骄恣,不复诣郡”,在其东界建造了“帻沟溇”用来放置汉朝赐予的朝服。“汉服”在高句丽的流布途径:一条是以中原政权赏赐形式进行的高层传播,另一条是避乱求生自发性的人口迁徙和军事征伐掠夺人口被动型的乔迁安置,两者都推动了“汉服”在高句丽社会的传播。

  华夏服饰对于高丽王朝服饰的影响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高丽太祖至元宗前期,受我国唐、宋(辽金)服饰影响,王、王妃、百官、贵妇的祭服、朝服、公服和常服以唐宋服饰体制为中心。正如金富轼所言“臣三奉使上国(北宋),一行衣冠与宋人无异。”“知今之妇人礼服,盖亦唐之旧欤?”高丽王朝虽接受契丹、辽、金的赐服饰,但在太祖“训要十条”阐明的态度是“契丹禽兽之国,风俗不同,言语亦异,衣冠制度,慎勿效仿。” 第二个阶段,自忠烈王以后,直至恭愍王中后期,凡七代王中有四位被元朝招为驸马,其中三位是元朝公主所生。作为元朝的附属国,高丽王朝后期,王室、贵族服饰均受到元朝服饰的影响。第三个阶段,恭愍王十八年至恭让王,受明朝服饰影响。高丽王朝服饰制度“比中朝臣下九等递降二等”。经恭愍王和辛禑王多次请奏,高丽王和百官的祭服、朝服、便服,悉同明朝。高丽王朝下层服饰则沿用旧制,且有所发展。

  朝鲜太祖李成桂登基之初宣布“仪章法制,一依前朝故事”,也就是延续高丽王朝末期依照明朝建立和实行的冠服制度。太宗三年首次接受明朝赐服后,世宗、宣祖、肃宗、英祖等朝不断地请赐,明朝永乐和嘉靖时期的服饰礼制是李氏朝鲜服饰改革的重要参考依据。清朝建立政权后,有关冠服、仪章方面的改制依旧会参考明朝制度定夺。朝鲜官服虽然沿袭旧制,但也受到清朝服饰影响,帽翅上移,官袍缩短,袖子变窄,腰带抬高,补子变小。有学者认为这种改动失去了明朝官服的优雅与从容。平民服饰在朝鲜王朝中期以后,特别是女性服饰,同明朝服饰的区别逐渐增大。

  今日所见“韩服”,在其形成过程中深受唐宋明三朝服饰的影响,虽然从朝鲜王朝末期有所改变,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但这不足以否认其与中国古代服饰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服饰学界才会有“韩服源自汉服”之说。

   三、华夏服饰对日本古代服饰的影响

  东汉(曹)魏与倭交往日趋密切,丝绸和服饰传入倭国。景初二年(238),倭女王卑弥呼遣使而来,贡献织物。曹魏回赠绛地交龙锦、绛地绉粟罽、细班华罽、白绢等高档纺织品。正始四年(243),倭贡物有倭锦、绛青缣、绵衣、帛布等土特产,有学者认为五年之后织造工艺的快速发展,是学习汉魏纺织技术的结果。公元4至5世纪,倭王曾经3次遣使到南朝,带回所赠汉织、吴织及长于纺织的技术工匠衣缝兄媛、弟媛等。中国纺织、缝纫工匠的到来,有力地促进了日本衣缝工艺的发展,日本后来的飞鸟衣缝部、伊势衣缝部在此基础上形成。日本民族服饰称为“和服”,但在江户时代以前称“吴服”。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01)以唐律令为范本公布《大宝律令》,其中有关于服饰的规定即《衣服令》,规定要仿效唐朝服饰确定本国的着装制度。承和九年(842),仁和天皇又下诏令“天下仪式,男女衣服,皆依唐法,五位以上位记,改为汉样。”有学者认为至此日本服装完成汉化改革。九世纪初,日本仍在诏令服饰、朝会之礼“一准唐仪”,到十世纪末,出现了具有日本特色的礼服,就是以后“和服”的雏形。虽然在礼服中仍有类似半臂的唐衣和带褶的长裙,但服饰基本形制发生变化。
  西嶋定生曾言:中国文明绵延了四千年,成为东亚文明的中心,展开了独自文明的历史,中国邻边的东亚诸民族,都以这个文明为母胎而展开自己的文明。我们日本民族也是这些民族之一,在中国文明的影响下展开自己独创的文明,设若没有中国文明的影响,我们仍可以自豪的迈向明日生活,但我们所谓的国民文化内容将与现状有极大的差异。
  从服饰学的视角来说,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对东北亚地区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古代民族的服饰,对现存的“韩服”,也就是我国朝鲜族服饰,日本“和服”的形成与发展都产生过不容忽视的影响。正是这种连绵不绝的传播,交流、融合,促进了东北亚古代服饰文化的兴盛,也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供稿:姜泓仰

责编:铁颜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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