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18号，由中国边疆研究所罗静副研究员承担的社科院2020年国情调研重大课题《现代化背景下边疆传统村庄消失问题》研讨会在北京中国历史研究院胜利召开。今年由于疫情的原因，原定于上半年的课题开题会和国情调研被迫延期，为了弥补疫情给科研造成的时间损失，会议邀请了来自云南省红河县垤玛乡、云南省玉龙县九河乡河源村、吉林省珲春市、吉林省汪清县、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内蒙古二连浩特市的边疆一线基层工作人员，他们在会议上分享了不同边疆农村发展的最新状况以及困境，会议同时邀请了中国社科院边疆所、历史研究所、历史理论研究所、社会学所、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的专家学者与基层工作人员一起就边疆农村未来发展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专家学者和基层工作人员一起对进一步推动中国边疆地区农村振兴提出建议。 

与会人员合照 

　　一、从战略高度重视边疆农村治理 

　　2020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云南重要讲话中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确保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在云南得到坚决贯彻落实，不断增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持续推动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长远而艰巨的战略任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李大龙研究员认为，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要实现现代化，需要我们深刻理解“边疆”二字的定义，边疆地区有着不同的现实情况、民族风俗习惯，人口的流动对边疆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赵庆云研究员认为现代化在中国已经行进了百年，今天的乡村问题是近代中国整体现代化转型的大问题，拉长历史的视线来审视当前边疆农村，更有助于对当前边疆农村问题的深入研究。 

　　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卫华认为现代化背景下传统村庄消失在全国是一个共性问题，因为现在人口往城市聚集，乡村的衰落和消失是必然的。但在边疆地区有独特的特点，除了人口、产业、治理模式问题，最终还涉及到国家安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赵现海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范丽君教授认为，边疆地区农村空心化不仅是治理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问题。我们在内地有一些举措解决农村地区空心化问题比较有效，但是在边疆地区是否适用？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调研思考的。《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宋国恺教授认为，2019年中国城镇化的水平是60.60%，而户籍城镇化44.38%，即到2020年还有5.5亿的农民生活在农村。从这一趋势来看，人口向“县”集中逐渐成为中国城镇化的趋势，这也是城镇化的支点。包括内蒙、吉林、云南等边疆地区城镇化趋势一定要落到县一级，这样才能抓住边疆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大势。 

　　二、充分考虑不同边疆农村的区域特点 

　　从东北到西南，我国有长达2万多公里的陆地边境线，边疆地区人口、族群、经济社会发展都有很大差异。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吴楚克认为，中国边疆地区的情况有很大不同，边疆地区农村有的没落，也有正在发展的，因此当地人口流动必须结合当地的地理环境来判断。来自三个边疆省份的基层工作人员分别介绍了各地区的情况。吉林省汪清县的副县长（国家发改委宏观院挂职干部）常健和珲春市宣传部的王鹏介绍吉林边境地区是平原农业地区和朝鲜族聚居区，吉林边疆的农村适宜规模化机器生产，人口外流的背景下推进土地流转和农业生产集体化将对于乡村振兴有所助力。 

　　内蒙古乌兰察布的察哈尔研究会的钢土牧尔、二连浩特的彭国峰、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范丽君、额尔敦乌日图分别介绍了内蒙古自治区牧区与农牧交错带在现代化背景下发展的困境。内蒙古地区是以蒙古族为主体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地广人稀，118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东西跨度很大，城市郊区、山区以及嘎查的分布与人口结构很不相同。因此要深入做内蒙地区的调研，必须充分考虑区域特点。云南师范大学的尤伟琼教授、玉龙县九河乡的和志强、河源村的李丽平、红河县垤玛乡乡长周绕斌分别介绍了云南农村和边境地区的发展状况。云南边疆地区是山区农业，农业产出甚至不足以果腹，因此劳务输出一直是地方政府帮助农村脱贫的重要手段。 

　　最后，与会的基层工作人员与专家学者们就上面各个地区的情况进行热烈讨论，初步达成以下共识：现代化背景下传统村庄消失的问题是一个世界性、共性问题，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内涵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因此在现代化背景下村庄消失实际上是人口向城镇转移的问题。边疆传统村庄消失问题涉及的不仅仅有人口的问题，还有农村产业的问题，乡村治理的问题，城镇化模式的问题，还有边疆农村振兴的问题，更重要的还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 

会议现场